对于现代人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言官制度，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所谓的熟悉，是因为从传统曲艺到各种古装影视剧中总会有一个两个言官的形象；所谓陌生，是一位这一制度被人为的废绝已久，以至于今日大多数历史爱好者也对这个存在了三千年的制度雾里看花，往往语焉不详。
因为种种原因，今天很多人对言官的印象那是相当糟糕——认为言官制度对暴政制约有限，名不副实的观点还算是客观的；更有甚者，祭出了“谏官制度是文官集团绑架中央权力，打着维持祖制的名号阻碍社会推进，以死阻挡彪炳自己多么无私，比贪官危害可大多了”云云，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
尤其是后一种言论，这几年的拥趸是越来越多，影响力也扩展到了那些虽不读书，但喜欢看穿越文的一批读者。
类似观点古已有之，比如《红楼梦》中第三十六回，贾宝玉就曾经批判过“文死谏，武死战”的价值观：
“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汙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帝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曹雪芹写出这段话当然不会只有字面上的意思，但考虑到康雍乾三朝实乃是对言官制度进行结构性破坏；对言官群体进行残酷镇压、无情打击的时代，那宝二爷的这一番话可就是别有弦外之音了。
比如乾隆三十九年，寿张王伦之乱爆发后，工科给事中李漱芳就疏陈“奸民聚众滋事,为饥寒所迫”，之后又说“近畿亦有流民扶老携幼,迁徙逃亡,有司监卢沟桥,阻不使北行”······御史给事中范宜宾也附议，并且奏请朝廷增设粥厂，以解穷困百姓的燃眉之急。
这岂有一丁点恶意？但是却批了乾隆帝的逆鳞。乾隆帝当即下旨，点名李漱芳：
“身为言官,而造作无稽之谈,为乱民饰词卸过,其心实不可问,即治以袒贼惑众之罪”！
而范宜宾因为是清初元勋范文程之后，隶镶黄旗汉军，是天子家奴，这么干属于吃饭砸锅，更是罪不可赦，自应严惩不贷。
于是李、范二人都被判了流放。
徐显卿《宦迹图》中的大明公卿大夫。
一位穿着獬豸补子常服的御史。
言官之制始于宗周，据《周礼·地官》中记载，宗周朝廷有“保氏”一职，职责是"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如其言属实，那保氏就应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言官。虽然说《周礼》有可能是三晋之学，据此为证有托古之嫌，那《国语》中对宗周时期言官制度的记载肯定就更加真实：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也就是说，在周朝时曾有一个人人皆可向君上进谏的时代，而《左传》中“子产不毁乡校”的典故也可以作为旁证。
在《诗经》中更以言官规谏君王的工作称为“补衮”，也就是织补龙袍。如此说来，言官就是那些织补龙袍的男人。
至东周，各诸侯于邦国之内设言官以负责对国君的规劝进谏，齐有大谏、晋有中大夫、楚有左徒、赵有左右司过、秦有谏议大夫，这都是言官开始作为独立“工种”的开始，到了隋唐以后，中国的言官制度基本上发展成熟。
不过，直到明初，言官都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也就是所谓的“秩卑而责重”。只因为言官往往有着为民请命的责任，所以就成了大丈夫的理想职业。如宋朝欧阳文忠公于《上范司谏书》所谓：
“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
大明开国之初，都御史仅正七品，监察御史为正九品。而后升都御史为正二品，与六部尚书同列，为九卿之一。御史号风宪官，服饰上的特征是：在穿戴朝服时，所戴的进贤冠当中镶有一个獬豸以为身份；而穿戴常服，也就是纱帽。圆领的时候，常服胸背上也会绣有獬豸补子。风宪官每次朝会时班于道右，可谓意气扬扬。
其中的监察御史虽然仅仅是正七品，但却号为朝廷耳目，出京师则为巡按，其职责为代天巡狩，俨然是朝廷威严的化身。“八府巡按”之名常见于民间曲艺，百姓也多将彼等视为青天大老爷。
缂丝獬豸补子。
汉代的獬豸冠，到了大明朝，獬豸冠就是在进贤冠的当中加一个金獬豸的头像。
以御史致仕的两位古君子。
八府巡按的形象大多是那些能够为百姓主持正义的青年才俊，这可以理解为百姓对官场吏治公正廉明的一种渴望、期盼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能够得到解决。但如果要是八府巡按被陷害或是也被贪官污吏拉下了水，那民间曲艺也会不客气的搬演到戏台子上。
监察御史巡按州郡时是以“芝麻官”的品级巡视地方，但每到一处便抗礼诸侯，地方守令往往特意出城十几、几十里来迎接，甚至跨境迎接者也比比皆是，光景犹如汉家二千石太守承六百石刺史之节制也。其威武威风可见一斑。故朝廷也常常选拔少年气盛之人为巡按，以用其意气风发，无所顾虑。比如诸暨蒋文旭于大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AD)进士及第,旋即被授予河南道监察御史，时年仅十七岁。
然而，也有的巡按自以为口衔天宪，于是在地方上擅作威福，其末流者甚至于搏击豪强为名侵辱缙绅、凌暴守令，狂傲矜张，杀人媚人之恶形同汉之宁成、义宗。如京师至清末尚有巡城御史，其刻薄好事几乎无异于明之厂卫、清之步军统领，犹为士庶所震悚，从这里当年巡按之威也可依稀想见。
清顺治十八年巡按御史制度被废止，对地方大员的监察代之以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密折”制度，但其结果诚如林乾所云：
“不但打破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也使得自秦以来历代王朝“内外相维”“行政与监察并重”的基本制度遭到破坏”。
此后大清朝在各地的督抚基本上都成了除皇权之外完全不受任何制约的封疆大吏，对地方百姓的贪婪凶悍一如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各行省的总督。贪腐的程度也由大明朝的局部腐败迅速演化成了全面的贪腐。
按照大明朝的吏治标准，当时大清朝举国上下的官场几乎是家家贪官，人人酷吏。更棘手的是，因为属于体制上的缺陷，面对着遍地贪官，即使是碰上乾隆帝这样屡屡大开杀戒的雄主——乾隆一朝二品以上的公侯大臣不得良死者百余人，其中不少皆以贪墨丧命——但却依旧是杯水车薪。
八府巡按？大清朝就没这个编制。
到了道光十二年（1832AD），面对着烂如泥潭的大清官场，御史冯赞勋上奏请求恢复巡按制度，但是得到的结果是：
“各省督抚，悉由皇上灼知慎简，较之巡察官，受恩既重，扬历亦久，皆当竭忠图报，不负委任”。
按照现在的打官腔就是：体制没问题，各地的督抚主要还是好的，不要选择性失明，只看到咱大清朝的那一点点阴暗面······
曲阜至圣府藏明进贤冠、朝服。
大明朝制度：言官于外为各道监察御史，于内为监督六部的六科给事中，二者并称科道。科职以六部为区分，责任在于察内；道职以布政司为区分，责任在与察外；二者统称六科十三道。理论上科的级别高于道，但是类似于巡按、督学、巡盐、巡漕、巡江这类重要工作只能由御史担任；而在中央驳正章奏、封还制敕的工作便由给事中负责。
比之于更早的制度，科类似于汉朝的谏官；道类似于汉朝的刺史。
后来清雍正帝以为言官都是“书呆子”，尤其是六科给事中，经常封还诏书，向皇帝提出反对意见，并要求皇帝再做考虑——这在雍正帝眼中简直是“讪君卖直,莠言乱政”——这是对国家大事进行道德绑架！
所以这位频繁出现于影视剧中的“四爷”一方面绕过六部，以密旨、密折的制度直接管理地方督抚、九边大帅（顺便说一句，这和张居正以私信指挥门生故吏进行“改革”有什么区别？怎么没见人讥讽雍正帝？）；另一方面就是将独立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使之从此再无谏言天子的渠道。
从今往后，被釜底抽薪的监察系统便是尸居余气，因为在此之前，以御史充当巡按可以监督地方诸侯守令；而给事中则担负谏官之职，负责规谏皇帝。但从顺治、雍正两朝的改革之后，台谏官补衮调羹之职便彻底的成为历史。
晚清光绪之季，袁世凯在主持新官制改革时更是主张裁撤都察院。当时负责审核的诸王大臣为庆王及孙家鼐、瞿鸿机二相国。几人在第一次合议时就因为都察院的存废问题彼此吵得不可开交，最终不欢而散。之后第二次合议时孙家鼐就拒绝出席，只是将一张纸条送到会场，上书几行：
“都察院之制，最不利雄奸臣慝，亦惟雄奸臣慝，最不乐有都察院”。
寥寥数语，使有着决定权的庆王为之失色，而都察院于是得以保存。
入民国后，曾经一直反对保存都察院的袁世凯成了新朝之主，但他却设立了都察院的另一种形式——肃政厅，专司纠弹之责，不知此时袁大总统此际是否曾念及被自己斥责为保守的孙相国？于是在那个很短的时期内，国会议员复活了六科甚至是更古老的谏官职责；肃政史也继承了御史的监察之职，但是这次言官制度的复活却只是回光返照。
因为在短短的数年之后，肃政厅和国会就先后成为陈迹，而延续了三千年的言官制度也彻底落下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