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融合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是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互动。

“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以及史书通常以华夏王朝的更迭为主线，来展现中华文明的面貌。

然而，要想真正了解并理解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仅仅观察华夏的文明进程，仅仅以华夏的视角观察中华文明，还远远不够。

草原和草原族群，往往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我们所能看到的史书，大多是华夏文人书写的，他们往往站在华夏的视角看待华夏、看待草原。

而草原世界早期没有发明文字，即便后来有了文字，其文献的生产量也远远不能与华夏相比。

而且，史书中展现出来的不同区域的文明面貌，对华夏来说出自一种自我观察的视角，而对草原来说，出自一种旁观者的视角。

史书中的华夏，更多地被描述为文明的高地，即使华夏被外来势力征服后，史书的书写者也试图通过对“正统”的重新解释，把成功入主的外来统治阶层纳入自己构建的文明体系之中。

而从旁观者的视角看，草原往往被描述为蛮荒之地，游牧民族经常被赋予“野蛮人”和“掠夺者”的形象。

游牧民族对于自身的认识、他们在面对华夏时的策略、他们对华夏的看法，由于视角的问题，被史书长期忽视、误读甚至歪曲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俯视中华文明的全貌，就要跳出“庐山”观察。

波音所著的《草与禾》，试图更为全面地反映中华文明的这段漫长的融合历史。

他希望尽量客观地描述，中华文明如何从4000多年前星星点点的史前文化据点开端，经过漫长的融合过程，逐渐扩大到元明清时代的规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生产环境里的人们在历史长河中如何接触、互动、交流，共同谱写了文明融合的篇章。

在《草与禾》中，作者波音所说的“草的世界”（草原文明）是较为广义的概念，包含了北方蒙古草原及其两侧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或者粗略地说，是长城之外的区域。

而“禾的世界”（华夏文明）同样不止包含了狭义的平原农耕区，而是指长城之内，以农耕平原为主干，囊括了山川河湖的区域。

以清朝鼎盛时期的版图看，北方草原带加上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其面积已经超过了“禾的世界”的面积，如果前者加上青藏高原，二者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

虽然在人口和物产上，农耕的“禾的世界”一直拥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草原的优势在于以骑兵为主的强大军事力量，这足以使草原与华夏成为对等的两大区域文明。

忽视任何一方区域文明的影响力和历史贡献，都无法清晰解释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那么，相隔万里的古人们何以超越了不同的自然环境的差异，弥合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传统方面的巨大隔阂，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呢？

要明晰这个话题，就不能只从华夏视角观察，或只从草原视角观察，而应该是多视角的。

波音在《草与禾》中尝试以更为广阔的视野，从多个视角来观察华夏与草原的历史演进，探查不同区域文明的历史细节，展现各区域文明之间生动的融合过程，特别是对中国历史走向影响巨大的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长达数千年的碰撞、互动、融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