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楚歌”，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四面楚歌”这个成语。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军在垓下被围困， “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项羽、刘邦都是楚国人，历来被广为传诵的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和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都属于楚歌。
再往前看，先秦时期仍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楚歌作品，比如荆轲刺秦的《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比如孔子听小儿唱的《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到了汉代，由于汉室君臣多为楚人后裔，楚歌在汉代宫廷中、民间中广为流行。
楚歌与楚辞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汉王室抒情时不用帝国文学汉大赋，不用民间小调汉乐府，而是吟咏楚歌？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一、楚歌的含义及其与楚辞的区别
“楚辞”最早见于《史记•张汤传》，最初泛指楚地的歌词，汉代之后才被慢慢归纳成一种文类，专指战国末年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具有浓郁的楚国地域特色的诗歌，以及汉代以后文人模仿屈宋辞作的文体形式所写的作品。
因为《离骚》是楚辞中最伟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楚辞又往往被称为楚骚、骚、骚辞等。
楚辞显著的特征是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需要押韵，虽不配乐但“不歌而诵”，诵读时需要用特殊的声调，形式上介乎文字与音乐之间。
楚辞脱胎于楚地歌谣，但又摆脱了歌谣的形式，以自由的抒情、富丽的文辞、幽深的内涵，表现丰沛的思想和情感。
“楚歌”泛指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楚地歌曲，随着历史的变迁它也有所演变。
楚地是以江汉、沅湘为核心的长江地区，又称荆楚，这里自古就与中原文化非常不同。
楚歌早期与音乐密切结合，《九歌》中有伴乐演唱楚歌的壮观场面描写。
到了屈原宋玉的时代，楚歌与音乐渐渐分离。而到项羽的《该下歌》、刘邦的《大风歌》时， 楚歌已完全脱离了音乐伴奏，演变为吟唱式的“ 徒歌” , 仅以击筑为节的方式伴奏。
在体式上，楚歌与整饬的四言句式的中原歌谣不同，句式字数长短不一，在句中或句尾多用语气助词“兮”。
因此，楚歌既包括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词 , 也包括不配乐但要用吟唱方式、以特殊节奏和声调朗读的“徒歌” 。
筑自宋代后失传，1993年马王堆出土“天下第一筑”二、楚歌在先秦的兴起、渊源
楚人操南音、歌南风，在语言和音乐上都充满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先秦时期，相传楚国这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乐曲民歌被称为“南音”或“南风”。
据说早在传说中的“三皇”时代，“南音”、“南风”就已经出现了，《韩非子》《史记》都记载了舜唱《南风》之事。
夏朝大禹治水时，他未过门的妻子涂山氏之女在等候盼望他时，作了“南音”《候人歌》，这首上古原始的歌谣被认为是南音之始、中国最早的情歌。
相传《候人歌》被采诗的周公、召公听到，写进《诗经》中代表南方地区音乐歌诗的《周南》、《召南》这“二南”中，因此《诗经》中有十五国风，却没有楚风，唯有“二南”与楚歌有些关系。
许多学者认为《诗经·周南》中的《汉广》可能是楚国歌谣的远祖。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在屈原《楚辞》产生之前，原始的楚歌歌谣除了上文提到的《孺子歌》外，比较知名的还有《接舆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相传《阳春》《白雪》是楚国的高雅音乐；《下里》《巴人》属于通俗歌曲，是来源于楚地巴人的民歌。但是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这些乐曲无论音乐还是歌词都全部佚失，无法一窥真容。
原始“南音”后来逐渐发展演变成《九歌》《激楚》等知名的楚地歌曲。
楚人的民族意识强烈，重义轻生，好勇激昂，恋土怀乡，重巫近鬼，杂糅魔性和神性，又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发愤悲壮。
楚歌中弥漫着楚人所特有的气质，哀怨悲愁，慷慨激昂，战国时期许多江湖之士都爱好楚声，楚歌也形成了长歌当哭、悲壮哀怨的鲜明风格特色。
先秦楚歌的数量很少，而其判定标准至今也仍未明确统一。不过，根据文献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均出现了民歌蓬勃发展的高潮。我们可以想像在曾经的遥远时代里，从王室贵族到民间乡野，到处有民歌的活跃，到处一片歌声。
而如今我们只能从为数不多的典籍碎片里依稀寻找出当时的情形。
三、楚歌在汉代的兴盛
《汉书·礼乐志》记载：“高祖乐楚声”，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
说明楚歌在汉代流传很广，盛极一时，既在民间流行，又被刘邦推行到宫中。
汉代宗室是楚人后裔，深受楚文化的影响，楚歌是他们最熟悉的抒情方式，也是汉王室成员即兴抒怀的重要形式。
《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作《大风歌》时，一边击筑，一边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汉高祖还让擅长音律、熟悉楚声的唐山夫人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格韵高严，规模简古，属于祭祀的颂歌。
高祖过世后，戚夫人被吕后囚于永巷终日劳作时，曾作《舂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幕，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 终招致杀身之祸。
在文学上很有造诣的汉武帝，在巡幸山西后土祠时作有《秋风辞》，在楚歌慷慨悲音外又多了些文人味道：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第一位嫁到乌孙的“和亲公主”刘细君曾在《悲愁歌》中发出感叹，和亲公主的思乡悲情和望归，读之令人心碎：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汉昭帝也曾作有《黄鹄歌》，通过描写黄鹄的弱小、力量微薄，来从侧面突出汉室强大。
从整体上看，汉代楚歌的特点是篇幅的短小、语言简朴、即兴抒情，情感特征是率真自然、激昂悲壮、慷慨愁绝。
随着汉代大一统国家的延续，汉室的地方观念逐渐淡化，到了六朝，楚歌已彻底告别地方性音乐的特征，成为一种楚歌体裁的诗。
四、楚歌对文学的影响
1.孕育了楚辞。
楚地的民歌、乐曲孕育了楚辞的诞生。不少楚歌，甚至许多“巫”师祭祀时的歌舞，经过加工、雅化后成为文人化的作品。比如，《九歌》原是汉族民间祭神的远古乐歌，经屈原润色而成为楚辞名篇。
楚歌可长可短的句子，句中具有“兮”字的句式，也影响了楚辞的体式，形成了典型的楚辞体句式，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不过，不论是楚歌还是楚辞，在汉代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中，楚声逐渐衰落，能用楚声吟唱或诵读楚歌、楚辞的人越来越少 , 到了六朝基本完全丧失了音乐性，成为一种体裁。
2.对五言诗形成的促进。
楚歌中有三言句式和四言句式的不同体式，从语言结构层面导致了五言诗的产生。
《诗经》的基本结构是四言句式，楚辞的基本结构是三言句式。有学者考证，汉代楚歌完成了《诗经》和楚辞在句式结构上的自由排列组合，将二者诗句句式进行重组，促进了五言诗在汉武帝时期的产生。
3.弘扬了中国诗歌的生命意识。
楚歌特有一种哀怨愁绝的意味，不管是《垓下歌》的慷慨悲壮，还是《大风歌》的古朴苍凉，抑或是李陵陷于胡虏时所作《别苏武歌》的字字血泪、乌孙公主《悲愁歌》的不幸绝望，都是将内心深处的情愁倾泄而出，具有强烈的抒情效果和显著的人文主义精神，展现了情感表现的张扬与激昂。
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生命喟叹，至今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弘扬了生命精神与生命意义，也留给了中国文坛永恒的主题。
在先秦《诗经》、楚辞高潮结束之后，在五言诗崛起之前，楚歌在这段诗歌空档里繁荣发展，承上启下，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过渡作用。没有汉代楚歌的繁荣，也就没有后来中国诗歌的发展。
汉代之后，随着汉赋、乐府、五言、七言诗的发展，楚歌的创作高潮逐渐减退。但后世仍有不少文人以楚歌体创作，表达他们的哀怨愁绝，从曹植的《七启歌》到嵇康的《琴歌》，从谢灵运的《鞠歌行》到卢照邻的《明月引》，从唐宋到明清，再到今人于右任、启功，楚歌始终发出愁思郁结之音，彰显着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