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出现在“擅渊之盟”后的“关南争地”事件，在辽宋关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燕云地区归辽后，中原政权为此与辽政权展开了激烈争夺。而以瓦桥、淤口、益津得名的“关南地”，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带。后周世宗复地关南亦为辽宋争夺此地埋下了伏笔。从而形成了辽宋“双重领土纠纷”。“人皆以石晋割十六州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资治通鉴》
“擅渊之盟”订立后，双方关系发展虽进入一个新时期，但始终未能解决关南地纠纷，因而兴宗年间双方围绕关南地归属问题纠纷再起。
辽、宋一、关南争地事件的由来
关南地是燕云地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地理范围包括瓦桥关(今河北省雄县)、益津关(今河北省霸州市)、淤口关(今河北省霸州信安)及其以南的赢(今河北省河间)、莫(今河北省任丘)二州。属于华北地区中部。
不难看出，关南地有着较好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条件，对于辽宋双方而言均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白沟”曾在辽宋关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辽宋边境上的重要分界点，白沟上游故道与南巨马河、易水河基本保持一致，下游故道东流霸县直到滹沱河、御河，汇入海河流域，从而形成了辽宋边界上的雄州-霸州-信安一线的地理态势。
关南地以北，地势起伏较大，多山地和丘陵。自古以来，山中关隘多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要冲。唐朝以前，多以山隘长城作为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五代时期，随着大片土地的丢失及燕云十六州归辽，使得这道屏障的保护力降低。对于辽方而言，若拥有该区域，其强大的骑兵便可长驱直入，直逼黄淮，对北宋的防御体系是极为不利的。
反之，宋方如果能把关南地据为己有，抑或是拥有白沟这样的具有军事意义的分界点，就可以在双方对峙或交战的过程中，在山脚平原上形成缓冲地带，加之雄州一霸州一信安这样的组合，以及人工挖掘的“水长城”，在对辽的骑兵作战中就会占据主动，产生较大的影响。由此可见，关南地必然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在辽军南下对宋作战时，关南地也是辽宋边界上最容易突破的地区。关南地以西，地势起伏较大，呈上升趋势，不利于军队奔袭和突破。宋方虽对关南地重兵防守，但雄、莫二州依然是辽宋交通上的缝隙，因而雄、莫二州的军事地位不言而明。
关南地简图
通过地形图可知，关南地这一区域，位于两边低中间略高的高土梁带状，作为军事缓冲地带，其地形分布对辽宋双方各有利弊。
周世宗复地关南之举是中原政权与辽朝在这个地区最早的争夺，后周世宗去世后，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取后周大权，建立赵宋政权，关南地归入宋。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契丹大规模向北宋进攻，目标正是关南地。“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之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资治通鉴》
面对辽方欲收回关南地的要求，宋真宗想到的办法是以金钱的形式解决“关南地纠”“为民屈己，诚所不辞，但关南地极无名，联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必若固求，当绝一战，所念河北重扰。镜岁以金帛济其不足，于体无伤。” 《宋朝事实类苑》
宋朝方面不愿意把关南地拱手让人，辽虽然想要拿回关南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暂时放下了对领土的要求，最终双方和议，但是一个重要的和议条件就是北宋每年给辽三十万岁币。“维景德元年，……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契丹皇帝阔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 《擅渊誓书》
擅渊之盟
关南地是保住了，但是在辽宋关系的历史上却开启了以缴纳“岁币”保地的先例。可以认为，关南地问题在“擅渊之盟”订立后并没有彻底解决，而是转变了一种存在形式，为辽兴宗年再次以关南地发难北宋埋下了伏笔。
到了重熙十一年(1042年)春，辽宋双方围绕关南地的归属权问题纠纷再起，史称“关南争地”。这一事件在11世纪的中国历史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人注目。二、“关南争地”事件中辽宋双方的态度
(一)辽朝方面
辽兴宗影视图
辽兴宗是当时辽的最高统治者，在他看来，关南地是辽朝方面的旧地，北宋理应归还，这种观念在史籍中多有记载。辽兴宗曾表示：“朕以关南十县，我国旧基，将举兵师，议复土壤。” 《全辽文》
《辽史》中的一条史料讲的更为明白：“时天下无事，户口蕃息，上富于春秋，每言及周取十县，慨然有南伐之志。”
那么为什么辽兴宗要挑起辽宋争端，打破辽宋两国“擅渊之盟”后形成的38年的和平局面呢?主要原因可大体归纳如下:
其一，兴宗乘圣宗朝盛世余风，施展政治抱负
圣宗朝是辽朝国力所达到的鼎盛时期。圣宗朝初期，在对宋军事作战中占有优势地位，虽然最终未能继续南下统一中国，但是也迫使宋达成了“擅渊之盟”，创造了和平的环境，辽朝能够从北宋每年获取二十万两岁币，这无疑是给了战后经济发展注入了血液，大大促进了圣宗朝政治经济发展，辽圣宗随后开始建辽中京，每年的二十万两岁币为都城兴建提供了资金保障，短短几年一座新的都城就建成，圣宗朝的国力得到了提升，在周边政权中的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
另外，圣宗也对内进行改革，从政治、经济、法制到重视学习汉族文化，适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大大促进了辽代社会的进步。
兴宗一即位，面临的就是对外环境己然相对稳定，对内改革成功的大好局面。兴宗乘圣宗朝盛世余风，其国力仍有所发展。辽兴宗依靠强大的国力，加之正值壮年，年富力强，己不满于父辈的功业，主观上就是要南下中原，夺回关南地。因此，辽兴宗确实在此时是有意挑起和推动辽宋争端的，是“关南争地”的发难方。
其二，策应西夏，缓解宋夏战局
辽夏之间的臣属关系建立于辽圣宗朝，统和四年(986年)：“李继迁引五百骑款塞，愿婚大国，永作藩辅。诏以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义成公主下嫁，赐马三千正。” 《圣宗纪二》
对于李继迁立国兴邦，辽国是给了其很多支持与援助的。辽与西夏之间是一种宗藩关系，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后，对宋展开大规模作战，捷报频传，处于优势地位。但由于北宋对西夏的经济封锁，导致其经济困难重重，国内环境不稳，无奈之下李元昊不得不多次派出使者向其宗主国辽政府求援，辽政府和辽兴宗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决定策应西夏，向北宋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这种措施，保证了辽朝西南地区的稳定。从这个角度来讲，辽兴宗无疑也是辽宋争端的发难方。
其三，趁人之危，谋求利益最大化
重熙九年(1040年)，宋夏战争正酣，此年正月，李元昊突破北宋延州(今陕西延安)、三川口等要地，同年5月，又攻陷塞门寨和安远寨，次年，又取得好水川战役的胜利，北宋军队节节败退。
这个时候的辽兴宗和部分大臣就己经看到了北宋身陷战争泥潭不可自拔的被动局面。所以，尽最大可能的扩大辽朝南征的声势。“说其主聚兵幽、琢，声言南征。” 《契丹国志》
辽朝在实际上通过武力威胁的方式，向泥足深陷的北宋施加压力，以夺取更大的利益。
(二)宋朝方面
自“擅渊之盟”签订后，宋君臣的心理上也发生了变化，认为此后便可太平无忧，进取心大为减弱。“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训练有名无实。” 《续资治通鉴长编》
可见，“擅渊之盟”虽给宋廷带来了珍贵的和平，但也助长了其不思进取、苟安现世和以“岁币”换取和平的心态。
宋仁宗影视图
1.宋仁宗的态度
宋仁宗是当时宋的最高统治者，面对辽朝有意南下夺取关南，并未显示出武装抗辽的态度，而是选择遣使与辽方交涉，避免战事发生的解决途径。“王拱辰言于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数，厚夷狄而弊中国耳!仁宗曰:不然，脱所爱者土宇生民尔，财物非所惜也。” 《东轩笔记》宋，魏泰
这段宋仁宗和大臣王拱辰之间的谈话中反映的比较明显，仁宗的话语中亦看出其对“关南争地”事件的态度。仁宗他不主战，也不允许割地。但可增币或嫁女以换和平，北宋的政局稳定才是其最为关心的。
2.宋朝士大夫阶层的态度
对于当时宋朝士大夫阶层而言，若真能用岁币换取和平，亦会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可。面对强敌，若双方交战，一方面军费损失巨大。另一方面，必然会出现军民伤亡等诸多情况。若议守，那么就必须长久坚持，就会出现军队坐困、军心不稳的情况。那么只有运用政治手段和凭借经济实力与对手讲和才是当时宋朝士大夫理想中的解决方式。
范仲淹
庆历二年(1042年)春，范仲淹就上奏:“自古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臣前知越州，每岁纳税绢十二万，和买绢二十万，….而息天下之弊也。”
可见，当时的士大夫们不愿请战，只要能议和，增加岁币也是愿意的。宋士大夫认为辽廷挑起此次争端，“争地”为虚，“增币”为实，能用经济方式解决外交冲突，能以岁币换和平，那何乐而不为呢？
于宋而言，专注于用经济手段解决外交问题、用金钱化解危机是最稳妥的方式，这也是“关南争地”事件中北宋主政者的鲜明态度，即用岁币换取和平。
从宋朝君臣的态度上看，主战派和武官阶层是没有话语权的，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宋朝的文官政治，重大事务的决策权集中在皇帝和文官士大夫的手中。三、“关南争地”事件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影响
“关南争地”事件辽宋双方能够以增币方式和平方式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看还是双方国力大体上均衡，你消灭不了我，我亦难以灭你。
辽兴宗朝国力虽然不如圣宗朝强盛，但承袭圣宗朝经济发展的余力仍然有着较强的支撑作用。宋仁宗朝此时所面临的内政外交形势也不容乐观。可见，双方这种国势上的大体均衡才是双方维持和平的根源。
宋廷不仅增加了给辽廷的岁币，而且于岁币前还要加“贡”字，但是和谈的结果却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辽和西夏的双面夹击，有利于边境环境和国内环境的稳定，关南战略要地的归属权也仍然掌握在北宋手中，战略要地并未失去。
辽朝在“关南争地”事件中既赢得了体面，又获取了实在利益。虽然辽兴宗君臣并未真想挑起辽宋间新的战争，但其强硬的态度给了宋仁宗君臣极大的压力。宋认为其在“关南争地”事件中蒙羞，既要赔钱还要称“贡”，辽朝的“荣”自然是宋朝的“辱”，这就彻底激发了当时部分主政大臣的改革决心。他们纷纷向仁宗上书，以此为“耻”，激励仁宗进行改革。富弼进言:“增金帛与敌和，非臣本志也……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
范仲淹上言:“契丹闻国家深长之谋，必惧而保盟，不复轻动，然后中国有太平之期矣。”
欧阳修进言:“窃以契丹故习，遇强则伏，见弱便欺……故添以金增，未满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从。”
这些主政大臣认为，想要解决好边境危机，就必须要改革以富国强兵。庆历三年 (1043年)，仁宗在群臣“一雪国耻”的呼声中，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等为枢密副使，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即“庆历新政”。所以说，“关南争地”对北宋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影响就是直接导致了“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采取的部分措施
“关南争地”以宋增加岁币而和平解决，在新的和平环境中，北宋得以发展经济，培养人才，很多理学大师和文学大家都是在仁宗朝成长起来的学术精英。勤修内政，进行改革，发扬儒家大同文化，辽和西夏也都从中受益。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后，成为一家。所以元朝在统一中国后，将淮河以北的人都称为汉人。足见增币交涉对后世影响深远。结语
尽管辽宋双方在“正统性”观念认识上的不一致，但摒弃“正统”观，平等的研究双方的关系是本文的主题。
辽宋双方自“关南争地”之后直至宋徽宗朝的八十年间，再未出现过冲突。“南北两朝永敦誓好”成为此后辽对宋外交的核心。
同在一个领土内的两个政权，双方地位是对等的，和平相处对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战争是可怕的，双方之间没有你死我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平相处与和平发展为中国历史的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