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正统观念和正统之争肇始于春秋战国。这种“拥正统”而不是“争正统”的价值趋向，说明当时的正统观念还是浅层次的。三国时期，无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自命正统，都体现了“争正统”的鲜明动机。“挟天子以令诸侯”已作为一种政治、策略上的需要，在王莽失败的基础上开创了一条“禅让”的成功之路，而为齐桓、晋文所不及;自命正统则积极进行正统理论方面的建设，而为秦楚吴越所不及。
正统观念是贯串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鲜明的文化心态，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可分为正统的政治观念和史学观念。政治观念是指当世统治者为了论证自己是名正言顺的唯一合法政权，而对所谓正统标准的认同、利用、树立和占有。史学观念是指后世史家在评论、记载历史时，以谁为正统，以谁为“僭伪”，并以此作为评说历史的依据的一种是非界定。
作为正统论史学观念，无疑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偏见，梁启超称作“史家之谬”，而正统的政治观念则渗透到当时政治、经济、风俗、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左右着统治者的心理观念和一个政权的文化趋向，是历史研究必须关注的问题。东汉王朝名存实亡，诸多的军阀割据势力和后来的三国分立，使春秋以来的正统观念和正统之争沿着传统的惯性又一次成为一种鲜明的政治观念和争夺中心。
一、迎汉献帝之争
自黄巾起义后，东汉王朝分崩离析，末代皇帝汉献帝已成为观念化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是天下公认的正统天子，谁控制了他，谁就能“动托诏书，号令海内”，取得居高临下的主动权。因此，汉献帝成为各个军事集团猎取的抢手货，从而引发了三国形成过程中的迎汉献帝之争。继董卓、郭汜之后，最早提出迎汉献帝的是袁绍的谋士沮授。
初平二年(191)，袁绍初到冀州，沮授就劝袁绍:“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袁绍占领四州后，沮授再次劝谏:“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并警告袁绍:“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好谋无断的袁绍既无卓识，又不愿在称帝道路上多一块绊脚石，错失了良机。初平三年(192)，谋士毛王介为曹操定下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两条取天下的方针。
建安元年(196)，汉献帝东还洛阳，具有真知灼见的程昱等力主奉迎天子，曹操亲自带兵到洛阳，迎汉献帝到许，完成了这一计划。从此，曹操由镇东将军一跃而为大将军(后为司空)，总揽朝政，“动辄以天子为辞，号令天下”，占尽天时之利，为自己披上了正统的外衣。地位原在曹操之上的袁绍、刘表等人则陷于尴尬被动。
汉献帝都许的当年，即下诏书斥责袁绍“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从此，袁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时刻担心曹操假借天子算计他。有志匡辅汉室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州郡势力，军事集团，也纷纷归服曹操，站到正统天子的旗帜之下。颖川赵俨见曹操迎天子都许，曰:“曹镇东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
扶老携幼投奔了曹操。其他如杜袭、桓阶、荀攸、贾羽、张承、崔琰等谋士，渔阳太守鲜于辅、长沙太守张羡、宛城张绣等地方军事集团均望风归附。曹操有称帝野心，却又违心地树立汉天子，固然是对正统观念的巧妙利用，但这只能壮大曹氏的政治、军事力量，却把正统的名分、观念送给了汉献帝。“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多少符合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曹操越是利用这块招牌，就越被认为是尊奉汉帝的楷模，既无法称帝，也无法树立曹氏正统的形象。每当他向皇位靠近一步，就加深一层他国贼的形象。曹操苦心经营三十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既有正统的社会观念、舆论的压力，又有他心理深层的正统观念，其中包括他亲手维护和强化了的，以汉献帝为正统的观念。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不仅表现了他矛盾、复杂的心情，还表白了他有难言的苦衷。汉天子已徒有虚名，想当正统帝王者却又要作出拥护汉天子的姿态和假象，这正是东汉末年正统政治观念的价值和力量所在
袁绍剧照
二、魏 、蜀、吴三国自命正统
从秦始皇“推始五德之传”，自以为水德开始，又拓延出另一种正统价值观:自命正统。刘邦、王莽、刘秀等均步其后尘，推始五德、假造符瑞，渲染自己受命而王，自觉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东汉末，刘焉“见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领益州牧，袁术得传国玺而贸然称帝，也反映了这种正统价值观念。
220年，曹丕逼汉献帝禅位称帝，建立魏国，刘备、孙权也相继称帝。天下三分并立，正统的汉献帝寿终正寝，究竟谁是“握皇符，秉帝籍”的正统政权?成为三家在舆论、观念上争夺的中心问题。
（1）天命符瑞
三国时期的符命思想直接与先秦秦汉接轨，“殷汤有白鸠之祥，周武有赤鸟之瑞，汉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未见受命之应验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号，未之或有”。如上所述，曹操虽奠定了曹氏基业，让曹魏接过汉家正统，却没在曹氏正统的舆论上有所建树。因此，曹丕代汉前后，制造了一系列代汉的符命和图谶。
曹操剧照
刘备自命正统的王牌是汉室帝胤，群臣劝进时围绕这一线索引证了一系列符谶。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西南数有黄气”，“必有天子出其方”，“黄龙见武阳赤水”。“襄阳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由于汉高祖兴起于汉中，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刘备“承其下流”。孙权则称其母“梦日入怀”而生，又大肆宣传“东南有王者气”，制造了:“黄金车，班兰马，闿昌门，出天子”的童谣。
当时，为渲染符命而编造的谶书陈陈相因，仅见于《三国志》及裴注的就有《春秋谶》、《春秋汉含孳》、《春秋佐助期》、《孝经中黄谶》、《春秋玉版谶》、《易运期谶》、《洛书宝号命》等十余种。可以说，中国的图谶文化就是这种正统观念的产物。
（2）五德之运
孙权剧照
自秦始皇推始五德后，五德之运成为历代王朝标榜正统王朝体系的惯例。《史记·封禅书》载，刘邦未确立德运，以赤帝子斩白蛇起兵，称汉王后，“色尚赤”。汉文帝从公孙臣言，秦为水德，土胜水，故确立汉为土德，色尚黄。西汉末，刘向用五行相生说解释历代的德运，说刘邦是帝尧的后代，承周木德为火德，色尚赤。故东汉建立为火德色尚赤。曹丕、孙权均以土 德来标榜自己是承汉的正统帝王。
上述“黄龙见谯”即含东汉火 德，火生土、土尚黄，尚黄的土 德将取代东汉之意。曹丕又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名佳)。魏行次为土。土，水之牧也，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变`名佳"为`洛"”。为了魏氏正统永存，不仅思虑精深，而且还影响到汉字的结构。
（3）帝宅王里
“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曹魏地跨中原，孙吴南据吴越，蜀汉远播巴蜀，按照帝丘王里，“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传统正统观念，吴蜀是无法与曹魏争锋的。所以，曹魏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口吻与吴蜀对话，独擅“中国”、“中土”这一地域概念。
华歆对魏明帝说:“使中国无饥寒之患，……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袁淮言于曹爽说，孙权“敢远其水，陆次平土，此中国所愿闻也”。邓艾报刘禅书曰:“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孙权也无法否认，“郊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这里的“中国”、“中土”都是指中原曹魏，都有中土帝宅的含义。地域观念上的自信，使曹魏不屑在此饶舌，而被指责为“方外”、“边隅”的吴蜀则必须填补这方面的心虚。
刘备死后，吴蜀重结盟好，使者往来成为双方争正统的喉舌和前哨。双方讠燕宴赋诗，讲经论史，嘲谑戏笑，表面上谈笑风生，实际上寸步不让，都隐寓着争正统的动机。建兴二年(225)，吴使张温聘蜀。诸葛亮特意让善于应对的秦宓到场，二人展开一场颇有风趣的地域正统辩论。
诸葛亮（舞台剧）
“温问曰:天有头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刘，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于东乎?宓曰:虽生于东而没于西”。
蜀使张奉出使东吴，吴国官员同样还以颜色。吴国谒者仆射薛综因劝酒嘲弄蜀国说:“蜀者何?有犬为犭蜀，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张奉曰:“不当复列君吴邪?”综应声而答:“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
孙权以帝王之尊竟也参加了此类争正统的游戏。蜀国张裔被叛乱者解往东吴，吴蜀和好后被诸葛亮要回来。临行，孙权也没忘记嘲难蜀地，问张裔说:“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马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乎?”张裔反唇相讥:“愚以为卓氏之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可见孙权特别在意这“天子帝都”的正统形象。地处吴越、巴蜀的吴蜀两国向帝宅王里的进取，不仅突破了“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传统地域观念，而且为十六国以后夷族君长自命正统开辟了一条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