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22年，也就是嘉靖元年，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势力各派遣对明朝贸易使团来华贸易，两团在抵达浙江宁波后因为勘合真伪之辩而引发冲突，在浙江宁波爆发了武力杀戮事件。大内氏代表宗设沿路烧杀抢掳，对当地居民造成很大损害，追击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明朝官兵战死。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明朝政府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也导致明朝与日本的贸易途径断绝，倭寇滋生，为后来的“东南倭祸”埋下了伏笔。
宁波争贡之役——明朝倭乱的前奏
可是1522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麦哲伦环球航行结束了。所以，中华民族和欧洲民族对于海洋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那就直接导致这两个民族在全球贸易时代、在海洋时代的完全不同的命运。
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放弃海洋，错失全球贸易体系，最终遭受这种贸易体系的反扑的？首先，毋庸置疑是中国人对待海洋的态度——闭关锁国的海禁，那除了海禁，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值得探讨呢？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政府无意对外殖民
明朝洪武四年，朱元璋下了所谓的禁海令。要求片板不得入海，朱元璋想让老百姓安安分分的留在土地上别动，实施了海禁。
明成祖朱棣也是一路货色，上任之后就下了一道诏书，前半部分是跟外国人说，要求他们各归本土。紧接着在同一封诏书当中脸就一翻，斥责本国在外经商的侨民，都是中华子民，怎么出去做生意啊，限期立即回国，如果不回国，朕要派大兵进剿，到时候悔之晚矣。这个诏书那写得是叫杀气腾腾。
其实明清两朝皇帝都是一个脾气，他们最恨的就是中国在外经商的侨民。海外侨民几乎得不到祖国的安全保障。比如清朝时，暴力排华活动频频发生，清朝政府虽偶尔表态支持暂时居留海外的“好”子民，对于离开祖国更久的“坏”子民，却连表态支持都不愿。华侨最佳的自保之道就是逃掉或贿赂，或两种办法双管齐下，对原本就比较居无定所的贸易商而言，这并非难事，但对于农民，即使是事业非常成功的农民，则困难得多。中国政府不只不愿展示武力以施压侨民居住国保护其侨民，还不愿帮华商这么做。诚如大家都知道的，欧洲国家准许民营公司（例如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自行动用武力，夺占海外地区，设立政府，移民垦殖。至于华商，他们也有这样的本事，但华商所欠缺的是鼓励他们这么做的诱因。比如欧洲公司开辟殖民地所费不斐，但它们有办法弥补这成本，因为只要是它们所生产出口的商品（烟草糖之类），都绝对有国内市场可供消化。即使课征重税，利润率低，这些商品在欧洲几无对手与之抢食市场，因为财政窘迫的政府乐于阻挡其他国家殖民地的产品输入，且欧洲的气候、地理环境无法自行生产茶或糖。但中国政府增加岁收的需求较不迫切，因为邻国国力都不如中国，即使中国有意和海外华商合力，源源不绝输入课以重税的殖民地产品，也会发现窒碍难行，因为中国境内有热带地区，生产许多糖和其他海外商品。面对国内竞争，将商品回销中国的华商不可能以高价销售，因此就没有理由冒着会赔大钱的风险，在海外从事最终会增加这些商品供应量的殖民开垦。第二个原因——由于木材的高成本导致曾经独步天下的中国造船技术失传
在前工业时代，世上最大的船是哪种船？不是用来将美洲白银运到大西洋另一岸的西班牙大帆船，不是最后将西班牙大帆船驱离海上的英国军舰。比起中国为海军建造的“宝船”,两者都相形见绌。
这些宝船比上述欧洲船还早几百年出海，14世纪和15世纪初时航行足迹既远又广，最远达东非海岸，有些人更认为它们曾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宝船航行距离之远，在当时独步全球。最大的宝船重达七千八百吨，比19世纪前英国海军的任何舰只还大上两倍。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战船
中国的海上武力如此先进，却未能如日后的英格兰、西班牙、荷兰或葡萄牙那样称霸海上，着实令人不解。1433年后，明朝政府不再支持宝船远航，中国的海上霸权自此几乎终结。从那之后，中国船只只在今日新加坡以东的海上活动。几十年后，长距离探险和随后的长程贸易，主动权交到了欧洲人手上。
表面原因在于明朝朝廷里新的一派得势，明朝政府的政策随之开始改变。该派主张国内和大陆事务才是施政的主要重心所在，强调农业生产、内部稳定，在中亚大草原边缘驻兵和殖民、整修长城以阻止外族入侵。这足以解释明朝政府为何不再支持远航。
但民间远洋航行之所以式微，不仅仅这么简单的原因，还涉及更错综复杂的因素。在东南亚的海上货运路线上，中国民间贸易商其实变得比以往更活跃，只是从未如宝船航行得那么远。民间贸易商是根据市场因素下决定，与朝廷不同。
中国的建筑绝大部分都是使用木材，而西方建筑大部分使用砖石，对于中国建筑使用木材而不求久远，梁思成的解释是，中国自古就没有像埃及人那样去刻意追求永久不灭的工程的传统，而是“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一旦失慎被焚，则“视为灵异天谴，非材料工程之过”。
上海外滩被称为外国建筑博览会，其大部分建筑皆为砖石结构
由于建造房屋需要耗费大量的木材，而建造大船所需的木料就变得很昂贵，特别是在繁忙的贸易中心，因为贸易中心挤居大量人口，柴枝、木头建材的消耗量大。中国政府根本不干预木材市场。明朝政府不再建造庞大而昂贵的宝船，就几乎不关心木材价格。随后入主中国的清朝皇帝，在初期大肆建造皇宫时，曾试图固定木价，不久即放弃，任由市场决定。
市场对此的反映，乃是发展出庞大的民间木材贸易，而只要有水路运输之便的地方，木材贸易即蓬勃发展起来。内陆森林砍伐下来的原木，顺着中国的主要河川和运河往下游漂流数百英里，以满足今日上海、广东、北京附近人口稠密地区的需求，换取地区中心的布、铁制品及其他制造品。也有木材走海路，从满洲、福建乃至今日越南、泰国，运往上述地区中心。但这些方法只适用于开采靠近水路的木材资源，而沿海、沿河的森林很快就被砍光。从深山运出原木太费人力，因此，18世纪时，华中沿海地区的造船成本已升高到米价的约三倍之多(米是中国主食，了解整体生活成本最可靠的指标)。
中国海运业者采取受市场驱动的明智措施以为因应，亦即订定合同，将造船工作外包给东南亚几个地区，往往是他们亲戚或其他华人移民所经营的造船厂。中国并未封闭，造船市场并未因人为因素而停摆，只是不再有承造庞然“宝船”的市场而已。
中国贸易商未出资建造可远航至印度、中东的大船，转而请人建造较小的船。这种船能让贸易商载运瓷器、丝绸到中国与印度、中东之间的中途站，在那里购买印度棉、靛蓝染料运回中国。较短程的航路也较适合该地区的气候模式，使中国贸易商不必远航到会因季风转向而得耽搁数月才能返航的港口。
要追求最大利润就得利用那些因风力之助而发展起来，便于各地商人碰头交易的货物集散中心；一连串这类碰头交易地点，打造出有效率的贸易网络，让产品能在没有贸易商在外逗留超过一季的情况下，一路从地中海辗转交换到日本、中国、朝鲜。
事实证明，迁就气候做贸易很合乎效益，但此举不利于造船业和远洋航行的发展。要让人觉得造大船、远航值得一为，需要别的动机，比如传教、军事竞争，或欲独占海洋、绕过这些港市竞争性市场的念头。
中国人没有动力殖民海洋，所以历史只能把如此浩大的事业留给欧洲人，而欧洲人以行动证明他们愿意蔑视市场法则，从而为世界贸易开创出新时代、新模式。
而且中国政府也不支持这类冒险事业。中国政府知道商业有助于维持华南的繁荣，但不信任那些离开中国这上国之邦而久久不归的人民。折中之道就是禁止人民待在海外超过一年，对贸易商而言，这只是些许不便(贸易商有时在待了两个贸易季后得动用贿赂才能返乡)，但对农民则是很有力的吓阻，因为农民得在国外待上更久的时间，才能赚回远道而来所花的旅费，抱着大把钱衣锦还乡(离乡背井讨生活者大多希望如此)。
其实，在清朝，雍正、乾隆曾做过偶开放海禁，增开贸易的举动，但随后在嘉庆年间又被废止，从而错失了最后一次参与到海洋贸易体系的机会。嘉庆皇帝开启的历史倒车
中国的人口问题在康熙一朝已经初漏端倪，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其实，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振兴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外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省。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这将是光明的一抹曙光。
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禁海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比如嘉庆四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两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保守守成的嘉庆皇帝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结语：
好了，中国错失大航海的原因就分析到这里。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教训？在大航海时代结束之后，全球的贸易变成了一个体系，谁自绝于这个体系之外，谁就会受到贸易冲动的反扑，所以我们看1840年的鸦片战争，它其实很奇葩。人类历史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战争呢?既不是以掠夺你的土地，也不是以掠夺你的财产为目的，而是五口通商，你打开门跟我做生意。中国人对这种战争实际上在鸦片战争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但其实道理很简单，谁关了门不做生意,谁可能就会遭到贸易力量的反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