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帝王师的儒家思想，虽然没有培养出天下为公的帝王，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功不可没，在多灾多难的华夏发展历程中，最起码我大中华是个文明的国度。有其辉煌的岁月和彪炳的业绩，难能可贵的是文明得己延续，社会出现进步。这也得益于儒家思想教育。

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孔子是集结上古文化之大成者，孔子生活的年代，正值春秋乱世时期，周室势微，礼崩乐坏，社会动荡，诸侯争霸，天下大乱的时代。孔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面对的是上至中央的周天子，下及列国的诸侯们，都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都是内乏涵养的品性，外无利民的德行。只会争权夺利、残暴恣睢、穷兵黩武、穷奢极欲。正因为如此的纷争社会乱象，因而孔子以悲天悯人的心情著述立说，周游列国，总结上古圣贤的治国理政经验，希望各诸候国统治者能追随古圣先贤的高风亮节，建立丰功伟业，使人民达到安居乐业的理想生活。其实，儒家思想是孔孟对历史总结和理想再现。

孔孟之道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也是提倡尧舜禹的治国理政经验，效法周文、武王的礼义文明制度。以天下为公的内圣外王思想，学习尧舜率天下以仁，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积善成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皆济天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学垂世立教的目的所在就是要求上至帝王能格物致知丶诚意正心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具圣人的才德而外施王道。既独善其身，又兼善天下。积善累功，德洽百姓，而民从之，顺天应人。

孔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著《春秋》，形成了儒家思想体系，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信念和社会伦理观念。孔子的为政篇就说：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形，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人都是有理想愿境的，都在希望生活美满幸福安康。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倡导且希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如《礼记》所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的理想愿境。希望用道德理念作为社会规范，需是人们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和应有的品德操守，形成明确的意识形态和良好的价值观念。良好的风俗习惯和品德修养得益于文明的礼乐制度，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

修人品以明事理，蓄道德以成事业。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明是国家的标志。优秀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先进的文化具有良好的普适性，智慧的理念具有广泛的指导性，儒家思想也有其智慧的光芒，穿越了历史烽烟的检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以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而开创的强汉盛唐等繁荣昌盛的盛世，也涌现出许多明君贤王，如隋文帝、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也颇具极高价值。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唐太宗英明之处在于能屈已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李世民执政时期，注重民生，以民为本，重视民心、民情、民意、民业，轻傜薄赋，与民休养，戒奢从简，恭俭爱民。注重吏治，选贤任能，知人善任，求贤若渴，从善如流，以功臣代替世胄，吸纳有功业之庶族士人；用科举替代门阀，招聘有才干的寒门学子。注重法治，带头守法以身做则，虚心纳谏严于律已，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贞观盛世，君明臣贤，政通人和，疏刑缓法，特别是贞观之治君臣的政治韬略和思想境界，成为后世学习致治的经典和传承的经验。好的策略出现好的局面，朝堂之上无贪官污吏，监狱之中少囚犯刑徒，国土之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政治开明、文化兴隆，万国来朝，尊敬为天可汗。《贞观政要》所述情景：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伟大的思想保证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与政策相辅相成。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低下，必竞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天下为公，各取所需必竟还是很难的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