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叶以来，商品经济愈趋繁荣，尤其到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坊市制的崩溃，市镇的兴起，全国性商业市场的形成，交通运输业的发达，海外贸易的繁荣等。都使得经商在宋代社会的阶层、职业、人口流动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宋代，经商渐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

所谓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地位的移动。由于社会关系空间与地理空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一般把人们在地理空间的流动也归于社会流动。”有学者说：“唐朱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经商在人口的社会关系地位转变与地理流动中的作用。

一、经商成为职业流动的渠道

唐宋之际,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动,传统四民职业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相互流通之中，士、农、工、商职业界定开始模糊，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兼职，或彻底改变职业身份。经商逐渐成为宋代社会职业流动的重要渠道之一。

1、士人经商

《丹渊集》记载，杨处士身为名儒，善于治产赡家，更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使得杨氏家族能够“义声满天下”。与此相似者还有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嘉兴人闻人茂德与杨处士一样热情好客,更将家中藏书借予他人，同时开豆腐羹店用以维生。

宋代士人科举落第后,有许多人选择经商。如“熙宁中,李秀才者遭迪场屋,乃泛大海与舶主交易”。《避暑录话》载:闽人崔唐臣在科举落第之后,自言后事：“初倒箧中，有钱百千，以其半买此舟。往来江湖间，意所欲往则从之，初不为定止，以其半居货，间取其赢以自给，粗足即已，不求有馀，差愈于应举觅官时也。”即以其囊中钱经营小买卖,但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而已。

2、乡农经商

宋代因经商而改变职业的不仅有士人,还有广大乡村民众。他们兼职商业的直接目的是贴补家，维持生计。如:“兖州有民家妇姓贺氏，里人谓之贺织女。父母以农为业，其夫则负担兴贩往来州郡。”很明显，丈夫外出经商是为了能够赚取足够的生活费用。

二、经商人士增加的原因

1、社会经商风气渐起

唐宋之际,中国城市从传统封闭式的坊市制，发展为开放式的街市制，“坊市制"崩溃,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城市内外,随处都可开设店铺；宵禁被取消,商业活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各地草市镇纷纷兴起,城镇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也意味着社会职业中的工商业者比重加大。商业风气的浓厚，促使经商人 员的规模扩大，无论官员、农民,还是僧人道士都加入到商业阵营。

2、重农抑商思想转变

宋代抑商、贱商的价值观念,在人们的生活中俏然发生变化。传统社会“重农抑商”观念受到强烈冲击。宋人开始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南宋陈亮、叶适等人更是提出重商言论。陈亮云:“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他将士农工商四者并列，农商本为一体,相互依赖，相互依存。

与此同时,宋人对职业的贵贱也有不同的看法。张耒有诗《卖饼儿》云:“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这里的“业无高卑志当坚”反映出士人对于商人的看法,即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人生关健是要有坚强的意志,有追求,有目标。一言蔽之，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是经商成为宋代社会流动渠道的原因之一。

三、经商引起的社会阶层转化

唐宋之际，门阀士族的衰落，庶族地主的壮大,使得相对凝固的社会阶级结构开始松弛，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日益加快，这种情况与魏晋隋唐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引起财富的两极分化。贫、富、贵、贱四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新的变动。宋人有言“贫不必不富, 贱不必不贵”。也就是说，贫者可以富,富者可以贫；贱者可以贵,贵者可以贱。用社会学术语表达，即为上下间的垂直流动加速。而经商在这其中所产生的作用毫无疑问便是提供了由贫贱至富贵的渠道。

1、中举升官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无论士、农、工，还是处于末业的商，都以此为奋斗目标。宋代一改前朝“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的规定，变为“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这为商人的入仕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象征着商人地位的提高。

《宋史》卷二七七《许骤传》记载许骧祖父两代都曾以经商为业，且取得巨大成功，但其父许唐却羡慕进士的荣耀，希望儿子能通过科举仕进以光宗耀祖。为此许唐携子拜当时的著名学者戚同文为师，还倾尽所有财富资源为许骧结交贤才俊彦。最后,许骧不负众望,“擢甲科，解褐将作监丞、通判益州”。许唐虽目不识丁,却以雄厚的财力作支撑,帮助儿子实现由富及贵的社会流动。

除了大多数中进士科外,还有考中武举者。如《夷坚支癸》卷八《游伯虎》中记载游氏家庭是开小茶肆的坐贾，其子伯虎能文能武，但在文科考试中失利，改考武举，于宁宗庆元三年中绝伦科第三名,遂实现由民到官的阶层流动。

2、进纳补官

纳粟，又称“人粟补官"或“进纳补官”，是指出钱赈灾、助军等，以补官职的选官制度。便是所谓的用钱财买官。《夷坚支癸》中记载有临安王良佐以贩油起家，经济富裕后，更是开设店铺，且以自已的财富买官，跨越阶层，华丽变身为官员。又有“魏人王员外以纳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狠戾自暴”。再有“剡人黄庸世以赀雄里中,纳粟得试将作监主簿”等。

不过因进纳补官所授官职较低，能人正史者极少，较多的是在笔记小说中看见他们的身影。

3、其他得官途径

《宋史.朱勤传》载有朱氏家庭本是非常贫贱,因遇见异人得药方，从此开始设店卖药，逐渐富裕起来。朱冲便以此财富作为结交权贵的资本,贿赂蔡京、童贯等人,假冒军籍而得官。因花石纲受到徽宗宠幸,“勐之宠日盛,父子俱建节钺，即居第创双节堂”，更有“弟侄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朱氏家族虽上升速度之快令人咂舌,但下降速度也是同样惊人，因搜刮掠夺民脂民膏被钦宗下诏处死,并“窜其家于海岛,前日之受诰身者尽褫之”。

仁宗庆历三年正月，“泉州商人邵保以私财募人之占城”,将因杀害巡检使而逃入占城的鄂邻等七人，逮捕归案，受到嘉奖，“诏补殿侍,监南剑州酒税"。又有王捷，汀洲人，曾在江、淮之间以经商为生，真宗咸平年间，因习得“烧金术”，被内臣刘承规引荐给皇帝,而得“许州参军"。

四、经商对人口地区流动的影响

1、贸易商人的流动性

主要体现在长距离的贸易活动。商业活动离不开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的中间环节大多需要商人来衔接。所以商人，尤其是转徙不定的行商需经常涉历远道，利用地区差价赚取收益。这一过程，便会促进商人地区间之流动。时人谢谔云:“仕宦之人,南州北县。商贾之人，天涯海岸。”商贾所到之所，天之涯海之角，千里甚至万里流转。而宋朝在盐、粮食、布帛这类大宗货物贩运的繁荣促进了长距离贸易。

宋代经济发达的表现之一,便是海外贸易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兴盛直接导致海商在地区间的流动加速。如明州道人“自云本山东商人,曾泛海遇风,漂堕岛上”。建康人杨二郎，“本以牙侩起家.数贩南海，来十有余年，累资千万"。文献记载中除有国内海商的来来往往，亦有国外海商络绎不绝。如《诸蕃志》载：南毗国“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其种类也，居泉之城南”等，都是宋人文献中对海商流动最像的精彩描绘。

2、乡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促使城镇数量的增加以及工商业的兴起，大批乡村居民进入城镇，这不仅是人口地域间的流动,也是乡村居民的职业流动。

宋代文献中较多地记载着乡村居民向城镇流动的真实场面。时人王柏曾指出:“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这一言论明确指出,宋代农民与前代农民已有很大的不同，亦即今之农更多的开始利用农闲时间，兼职做工经商,甚至流向城市，进行着地区与职业的双重流动。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乡民看到京城民众好养促织，便争相捉人城中货卖。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可见宋代农村的各色艺人也凭借着自己的本领流动于各城市以卖艺为生。

这些从乡村到城镇的人口,多以谋生为目的,许多受雇于商铺、旅店、作坊,挣扎于城镇边缘。大量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不仅是简单的地域间流动,更标志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促使宋代的市民阶层，一个新的阶层的诞生。市民阶层以工商业群体、官僚地主、城市平民为主体，成长为新的社会力量。由乡村到城镇的人口流动加速是唐宋变革期的又一表现。五、总结

综上所述，经商在宋代社会流动渠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虽不如科举制度那样直接有效，但在宋代社会流动途径中却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并且，由经商而带来的宋代社会流动加剧的景象，从一个侧面深刻反映了在经历唐宋变革后的两宋社会的开放和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经商——宋代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