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经过汉高祖到汉武帝的一系列分化打压措施后，刘姓诸王和军功阶层已经不足以影响到皇权稳固。然而，地方豪强大族所构成的民间势力未能聚集于王权支配的同心圆周围，他们拥有雄厚的实力和乡里基础，行事重义守信，深得人心。
当这种势力扩散影响到朝局时，统治者就不得不对其防备甚至打杀了。郭解为汉武帝时期的豪侠，天下人皆慕其声，汉武帝下令他迁移到茂陵居住以此来分化其乡里力量，竟然得到当时大将军卫青的求情，这更加深了皇权对他的忌惮，最后全族被诛杀。
西汉政权以恩威并重的方式，除了迁徙、利用酷吏诛杀来压制地方豪强大族势力，还采取察举制、武功爵等措施使引导他们进入皇权的治辖范围，并使其逐渐成为维护汉王朝统治的社会力量。
那么这样令皇帝忌惮的士族阶层是如何崛起的呢？士族阶层萌牙的政治基础
垄断步入仕途之路，把持官吏选用，世代高官厚禄，是士族在政治上的显著特征。正是由于两汉的选官制度，才导致这一政治局面的形成。
两汉主要通过任子、察举、征辟等多种途径选拔和任用官吏。察举是最主要的选官方式，两汉官员多通过此步入仕途。察举制是由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及诸侯王通过"贤良""孝廉""秀才"等多种不同标准，选择有"名望"有"德才"之人举荐给朝廷，通过一定的测评，然后委任官职。孝顺清廉者谓之孝廉，才学出众者谓之茂才异等，品行贤良行为方正者谓之贤良方正等等诸如此类。
汉高祖开察举制之先河，在建立了汉王朝之后，他发现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局面，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于是其下诏要求各郡国向中央举荐具有治国理政之才的贤明人士，其后成为定制被规范和推广。
在制度运行的前期，察举制确实发挥了不拘一格选人才的作用，较为广泛的选举各阶层参政。为汉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成就了它的广阔疆域，也选拔出一些例如晁错、董仲舒这样的贤臣。但是，由于察举制考察项目繁多，难有客观标准，同时权力又直接掌握在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手中，从而埋下了祸根，逐渐失去公允性。
这条较为狭窄，但却稳定的单项上升途径成为地方豪强大族和官宦子弟进入汉统治体系的最佳通道，使得社会势力借此得到政治权势。关于任子制度，西汉政府规定："吏两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由此，西汉初年的高官权臣得以延续家世发展为官僚世家。东汉王朝集中代表了豪强地主的利益，因此安帝时任子制的范围又被进一步扩大"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这样，在任子制度之下，一家中如有人得高官之位，其后代就可继续做官，延续数代，必成累世为官的士族大家。
由皇帝直接征召"高才重名"者入仕和两千石以上官吏得自征辟僚属的征辟制虽在西汉选官制中的地位并不重要。但是到了东汉由于奖励不事"新"朝的名节之士，因而大盛。被征辟之人，可以不经任何考课任以官职，出现"或期年而掌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的局面。
通过任子制度和控制察举、征辟，大官僚得以使自己的家族成为了世居高官的大族，并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门生故吏网。
历仕各朝，数世不衰，分布广泛，遍及全国，是这些大族的显著特征。由此看来，两汉的官吏任用制度是士族阶层产生的政治温床，也是士族阶层的关键性政治基础。士族阶层萌芽的经济基础
士族在经济上的显著特征表现为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依附农民，通过田庄进行生产，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田庄成为士族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经济基础。西汉初年国家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两种土地所有形式并存。在连年的休养生息和减税政策之下，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一些地方势力通过兼并获得大量土地成为豪强地主。
同时，由于统治者此时主要注重加强中央集权和打击削弱诸侯王势，对土地兼并问题并未足够重视。大量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地主所有制成为社会经济形式中举足轻重的部分。
汉武帝时期，田庄已经初现端倪，在东汉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四民月令》的记载，在田庄中，各种农产品都可在集市上出售，如卖帛、敝絮、来粟、豆，皆在农闲时进行。西汉末东汉初，南阳阴氏家族占有土地"七百余项，舆马仆隶，比于邦君"。
梁冀为东汉的外戚权臣，跋扈残暴，将东起荣阳，西至弘农，南通鲁阳，北达黄河、淇水近千里的大片上地占为私人林苑，加以封禁。因他人错杀了兔苑中的一只兔子，他竟残暴地将十几个人处死。梁冀倒台后，家中财物折合东汉政府年税收的一半。灵帝时，盖勋领汉阳太守，时郡饥荒，"先出家粮以率众，存活者千余人"。献帝时，"(赵)谦、谦弟温，相继为三公。一道岁大饥，(温)散家粮以振穷饿，所活万余人"。这些人在饥荒年景尚有大量的家粮储谷，自然都是广占田地的大地主。
豪强地主在西汉时期就已拥有雄厚的实力，"郑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足以见当时的豪强地主培植的势力之多。当田庄经济对中央集权形成构成一定威胁时，统治者也曾试图进行限制。建武十五年（公元 39 年），光武帝刘秀下令度天下田，由于伤害了既得集团利益，"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度田最终归于失败。
此后，东汉历代统治者只得对豪强地主经济采取妥协、宽纵态度，田庄经济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东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中的卓越者，正是凭借田庄这一雄厚的经济依托，发展成为士族阶层，进一步巩固了政治地位。士族阶层萌芽的文化基础
垄断思想文化，把控学术，传承家学，是士族阶层的又一重要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根源在于帝国对儒学的推崇以及其与选官制的密切结合。汉武帝时开始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由于儒生出身的官吏更能起到安定民心，教化百姓的作用，此后历代帝王都大力提倡儒学。从汉昭帝开始，皇太子必以名儒教授，居于三公九卿之位的重臣多以通经而得举。东汉光武帝刘秀正是在通经入仕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起事前就曾到京师长安游学。
东汉建立后，刘秀力图以儒家思想来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因此大加提倡儒学。东汉后期仅太学就有三万多学生，还有遍布全国的地方郡国学，名儒开办的私学动辄也有数千人。东汉开国功臣中多数为具有高度的经学知识又精通政务、律法的豪门出身者，这与西汉初年布衣将相的局面截然不同。
这一时期，正如班固所说，五经乃"禄利之路"。汉代通过明经入仕的事例俯拾皆是，士子们由学而居官，由经学而步入仕途，儒学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地主阶级在通过经学取得利禄之后，为保门第不坠，注重对子孙的培养，形成了大批经学世家。
荀淑八子，皆有才名，赞为八龙。弘农杨氏以《欧阳尚书》传家，形成文化世家。杨震、杨赐、杨彪，四代都为三公，其家族至东晋仍长盛不衰。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及朝野。袁绍正是出自这个家族，因此他振臂一呼就成为关东联军的盟主。东汉后期，已经初步形成以通经区别士庶的社会意识，即使家资巨万，如无学识不通经，仍会受到社会歧视。这种社会意识的养成，进一步提高了具有家学传统的大地主阶层的社会地位，加速了士族阶级的最后形成。
豪强家族、文化家族、官僚家族，在这一时期相互转化，发展融合，发挥强大的竞争力。当乡里实力、文化底蕴、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之后，士族权威就彻底树立起来难以撼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