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是晚清政治史中的重要事件，此事变肇始于义和团的排外运动，高潮于八国联军侵华，最终以两宫“西巡”西安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结束。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看到了军队的不足，开始局部的编练新式军队，北方的是新建陆军，即武卫右军，南方为自强军。庚子国变前的清军处于新旧混杂时期，当时华北地区有清军10余万人，是抵抗和防御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主力，华北地区的直隶（包括京津）、山西、河南、山东的清军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

义和团活动区域和东南互保省份清廷对待战争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认真的

经过紧张的筹备，清军的战备工作在仓促中已经初具规模。

首先，清军在京津附近聚集了几十万的军队，包括精锐的武卫军前、后、左、中四军及直隶淮练各军、各省勤王军。

同时，京津地区的义和团很大一部分名义上都听从清政府的号令，纷纷到庄王府挂号领取粮饷、军械。

在天津，直隶总督裕禄更是将义和团主要首领作为上宾以礼相待，开武库尽出其军械“洋枪弹药，搬运一空”，义和团在天津积极配合清军作战。

各地的勤王军也在征集之中，数目有近十万人，更有李秉衡、夏辛酉等敢战能战之将率领。

其次，清军筹集了一定规模的武器与粮饷。

在天津的东沽、西沽武库，囤积了大量的枪械，联军占领这些地方时发现了清军储备的大量武器，包括最新式的克虏伯大炮及机关炮几百门，毛瑟枪3万多杆。

张之洞与刘坤一的湖北枪炮厂及金陵机器制造局也在加紧赶造源源接济。

在通州，仓场侍郎负责管理北运的粮食接济京城，至通州沦陷时发现了尚未运走的五万石粮食及十几只运粮的船只，此外联军在进军北京的途中多次俘获了清军的运粮船只，每只船均满载粮食。

至于军饷，清政府先后向各地摊派的有近100万，北京沦陷时日军在清政府的户部仓库中发现了未来得及运走的白银百余万两。

可见，华北地区战前己初步集中了优势的军事资源，而初期的战备筹划也使这种优势得到了强化。华北地区的清军兵足、械足、饷足己经具备了与联军一战的能力。但是清军在战备中却暴露了一些问题

首先，清政府重京津地区而忽视其他地区，防御体系不完整。

虽然京津地区是清朝统治的中心，也是容易遭受侵犯的地区，但是清政府将兵力集中于大沽一一天津一一北京一线形成了单线防御层层阻击，而没有在外围布置机动兵力导致联军长驱直入。

而沿海、沿边等边防重地兵力却不但遭到了削弱。山海关地处要冲，扼守关内外，原有宋庆的武卫左军驻守，宋庆被调走后临时调用盛京将军瑨祺部马玉书五营填补，而此时东北正集中兵力对付北方的沙俄，清政府这种调兵方式无异于剜肉补疮。

再如，山东为海疆重地扼守渤海湾，内忧外患己使清军兵力不够分布但是清政府依然下令让袁世凯选派得力兵将入京勤王。

这种防御策略导致清军防御的中心过于集中而不利于长期作战，当联军突破京津防线时整个华北地区的防御便趋于瓦解。

其次，清军仓促备战，影响作战效果。

清政府突然对八国同时作战，地方官员尚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便投入到紧张的战备工作之中。

由于距离远近的不同、地方官员对宣战的态度不同导致了战备效果大打折扣。

如，勤王军的派出方面，陕西、山西距离最近官员也最积极，很快派出了勤王军赶赴京城，而稍近的袁世凯则是推三阻四勉强派出了几营士兵敷衍过去。

各省勤王军到达的时间也大有差异，陕西、山西、山东的军队及时赶到参加了京津间的战斗而其他各省的则仍在途中，身子北京沦陷后依然在奔波路上。

虽有数十万的勤王军，但是却没有形成集聚效应阻挡住联军的步伐。

由于清政府的突然宣战与勤王令的下达，地方督抚也是慌忙之中准备不及。

兵力和武器都筹措不及是清军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清政府朝令夕改，令人莫衷一是，扰乱了战备的规划。

由于缺乏与列强决战的勇气与决心，清政府为了在以后的和谈留有余地，因此在战备时往往瞻前顾后。

清廷为筹集军饷，先是令各地停还洋款，但考虑到和谈及地方大员的反对没几日有下令继续偿还当年洋款。

为了加强领导，先是令冯子才北上后考虑到广西紧邻法国殖民地越南，又让其毋庸北来。

清政府令山东勤王军“星夜赴京”，当勤王军到达德州时考虑到山东形势“毋庸派将弁来京”，不久“仍令孙金彪统率原带各营，兼程赴津”。

袁世凯对于这种朝三暮四的诏令十分地不满在奏折中大发牢骚：如此朝令而夕改，令士兵往来奔波，地方官员不知所措。可谓点出了其贻误军机的危害。

综上所述，清政府虽然筹集的一定规模的军队、饷械，但是清政府战略布局不当，在仓促中很难发挥自己的优势，导致战备效果大受影响，战败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