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的惨败让朝廷上下大为惊恐。为了克制精于骑射、善于野战的后金骑兵，明朝将希望寄托于西洋最新型的红夷大炮。然而谁也没料到，明朝花费巨资买回来的火炮竟成了帝国的埋葬者。

自朱元璋起兵之始，明军就大量装备火器。明朝建立后，与北元的长期作战又进一步促进了明朝火器的大发展。明朝在枪炮技术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却已经落后于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西方。

隆庆开关之后，鸟枪和佛朗机炮随西方殖民者东来。鸟枪是明清两朝对火绳枪或燧发枪的统称，因其枪机形似鸟嘴，故称其为“鸟枪”。相比于中国火铳，鸟枪改进了点火装置，无需一手持枪、一手瞄准，大大提高了射击效率。

佛朗机炮是一种大型铜炮，由一个母铳和若干个子铳组成。子铳为事先装好火药的火铳，母铳即炮筒。作战时一个子铳发射完毕后即可更换下一个，从而提高了火炮的射速。

鸟枪和佛郎机炮皆为作战时的缴获，明军只是依式仿制，并未系统地学习制造和使用之法，又加该型火器本身就有设计缺陷，所以明军在对阵后金骑兵时并没有压倒性优势。

明光宗泰昌元年，在通州编练新军的徐光启从澳门买回四尊红夷大炮，经多次验证，红夷大炮威力、射程远胜于佛朗机炮。萨尔浒大败之后，明朝分四次买回40尊红夷大炮，并请葡萄牙炮匠传授铸造和操炮技艺。

在天启六年的宁远大捷中，袁崇焕在“ 城内架西详大炮十一口，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击，糜烂可数里”。次年，皇太极继位后金大汗伊始便亲率大军围攻锦州，不料却被红夷大炮打得连城墙都无法靠近。

经此两役，明军上下士气大振，但因明朝政治腐败积重难返，自红夷大炮引进之初就不断遭到各种攻击。朝廷上言官御史们一致认为边将不能专恃火器之力，不讲守战之道， “国家大计，依法度为主”。

辽东前线将帅不和，袁崇焕斩了毛文龙后，其手下大将孔有德、耿仲明等投靠了登州巡抚孙元化，而明朝的150名葡萄牙炮匠和炮队全部都在登州。在大凌河之战中孔、耿两人因粮饷不济，率领一万三千名 “火炮火器俱全”的明军倒向皇太极，并带走了葡萄牙人铸造的所有火器。

登州之变让后金与明军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皇太极随即组建了专业的火器部队——乌真超哈，而且在葡萄牙人的帮助下，后金的火器性能也大大优于明军。

明军使用红夷大炮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法，袁崇焕被杀之后，熊廷弼等攻守无道，盲目与后金野战，致使 “火器皆为敌有”。

后金军队则在汉人降将和洋人教习的帮助下，不仅迅速掌握了红夷大炮的用法，还在实战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步骑协同战法。何时工程，何时打援都有明确规定。清军入关后每战必用红夷大炮，在洋人的帮助下，还造出了适宜南方山地作战的便携式红夷大炮。

恩格斯说过： “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明军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先胜一筹，却因政治倾轧、派系争斗而自毁长城，纵使有徐光启等人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也是于事无补。

明亡之后，顺治在钦天监看到了徐光启关于引进红夷大炮的《徐氏庖言》一书，不禁感叹道： “使明朝能尽用此言，则朕何以至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