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兵戈渐止，纷乱的战火随着秦国强势有序的参与而渐次熄灭。秦国统一带来的新局面已无需多言，诸侯征伐的停息似乎连带着诸子百家也偃旗息鼓。由商鞅开始在秦国土地上已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变法图强取得了相对完美的成功，为秦国攻打诸侯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行动上，无疑是秦国强盛的国力、强壮的兵马、善伐的将领、善谋的大臣之间紧密的协作通力完成的伟大壮举;而思想上，从历史发展来看，诸子百家的争锋虽然没有在彼时完全落下帷幕，但却可以说是法家——这一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为何法家的治国理念在百家争鸣中能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在那个时代取得暂时性的胜利？
秦始皇诸侯征伐的时代带来思想的发展
从东周开始，周朝王室日益衰微，礼乐逐渐崩坏。诸侯之间战争频繁，弱小的诸侯纷纷被吞并;诸侯内部也矛盾不断，权臣弑君王、家臣杀大臣的情况也层出不穷。春秋时期，有记载的有三十六名君主被臣子或敌国斩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小国被消灭之后，到战国时期，缺乏了小国的缓冲，大国间的矛盾、竞争更加突出；那个时期，“私学”兴起、“士”兴起、神权受到质疑，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私学的兴起带动了士的活跃，士的活跃带来了思想文化的进步，思想文化的进步导致神权受到质疑，而神权的质疑进一步让思想发散，迸发强大的生命力。在思想文化的交流中不断的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各个新的学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但与空前繁荣的思想文化相比，兵戈不止为诸侯国带来了民不聊生，诸侯征伐为统治者带来了朝不保夕。同时也为变法图强的实施带来了温床。
战争诸侯的愿景
春秋战国诸侯林立，称王封侯者无数，虽说不是每个统治者都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的伟大志向，但纵观该时期，简单来说维护自身利益，都是他们最本质的问题。人生短短几十年，他们在位的时间更比他们的人生短暂，稍有志向的更会已富国强兵为己任，这样才能在刀锋不止战乱不休的时代中存活下去，甚至消灭对手。有志向者选贤任能，为了人才，他们有的任用仇人（齐恒公任用管仲）、有的任用贫贱（秦穆公任用百里奚、楚庄王任用孙叔敖），有的重利求贤（秦孝公求贤令）等等不一而足，都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能有一番作为，期望国家短时间内变得强大。
战争法家富国强兵的治国理念
法家的践行者是一批积极入世、代表着那一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主张锐意改革、不循规蹈矩、不固守成规、顺应历史的发展、反对空谈主义。
具体的治国理念为：
加强君权：不管是商鞅的“法”（制定法律）、慎到的“势”（统治者的权势）、申不害的“术”（驾驭群臣的手段）以及战国后期韩非子提出的法术势结合，都是提升统治者的威望以及防止犯上作乱，为君权服务的思想。而权利在奴隶时代还是封建时代，掌握了权利甚至可以说是掌握了命运，特别是春秋战国这个时期，统治者或多或少都经历或者听说过权利纷争导致的危害，因此加强君权深得他们的赞赏。正如秦始皇对韩非子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赞叹一样。
韩非子
制定法律：提倡君王拥有制定法律的权利，并且可以奖励服从的人，惩罚违法的人。从而使法律对民众具有强力的约束作用；而且认为人性是趋利避害，利用这个本性，法律公布后也能很好的起到预防或者鼓励作用。法律的制定不管是对于提升统治者的威望，还是约束民众防患于未然都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法律是明令禁止的，因此法律具有很高的时效性，商鞅的徙木立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起到了立竿见影效果。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诱惑力。
实施法律：在颁布法律后，将会严格的执行法律，具有“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刑上大夫”的特点，也强调了法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标准，不会因为客观问题而改变，体现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平性，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臣子的特权，动摇了周朝的社会等级制度，提供给民众一个相对平等的舞台。
以及其他的观点比如对“名”的解释，表现出了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维护；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这一点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加以限制、改造；“不法古、不循今”体现了法家顺应历史发展，与时俱进的思想。
商鞅（中）
法家的治国理念在那个时期最受追捧
在管仲变法之前，齐国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财政危机，与邻国也不断发生战乱，通过变法后在经济上出台土地税收政策，根据土地好坏不同，征收不同的田产已经支持商业贸易等；军事上寓兵于农，强调人们间的团结协作、共同作战；经济上鼓励商品贸易，掌握铁盐，坚持轻税、减税。使齐国很快就变得强大起来，助力齐恒公成为霸主之一。
管仲雕像
魏文侯时期是魏国在与赵国、韩国瓜分晋国刚刚诞生的国家，后来任用李悝变法，使魏国成为了战国最先称雄的国家；燕昭王时任用乐毅并推行变法，使燕国强盛一时，并攻打齐国，占领了七十多座城池；秦孝公颁布求贤令后，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使秦国称雄于诸侯，为攻打六国实现统一打下坚实基础；韩昭侯时期任用申不害进行变法，使韩国在短短十数年便强盛起来，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齐威王时期，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疲惫，任用邹忌为相，实行变法，使齐国逐渐称雄于诸侯；楚悼王时期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后因楚悼王去世，贵族阶级势力强力反抗失败被杀。
从历史发展来看，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变法中，大多数都是通过法家代表或者受法家思想影响的人实施的（除了范蠡在越国的改革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从统治者主观来看，富国强兵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甚至不惜牺牲民众的利益；从客观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逐渐被封建制取代，土地从国有变成私有，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队伍逐渐壮大，与原有的奴隶贵族势力矛盾加深，但是新兴地主阶级维护的是统治者的权利，而原有的奴隶贵族则是分化统治者权利，因此在实行变法的时候，前者常常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并且所有成功的变法都是在推行变法的统治者在位时就取得了成功，使得国家短时间内变得强大，符合统治者的期望。
燕昭王和乐毅其他学派的治国理念在这个时期的局限性
儒家：治国的思想是“礼”“仁”，主张“以德为政”“以礼治国”，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儒家的“礼”将贵族和庶民严格区分，固然有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在这个礼乐崩坏的时代，周天子势力、威信已不足重新恢复“礼”“仁”，新兴的地主阶级势力也势必会层层阻挠，并且诸侯统治者还不足以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礼”“仁”的世界。征伐不断的世界中统治者不会将自己国家存活的希望寄托于同是诸侯的其他国家的仁慈中，儒家的治国理念在这个时期往往背道而驰。这个时期以礼治国的如孔子治理鲁国和燕王哙让位子之一般草草收场。
孔子——电影《孔子》
道家：治国的思想为“无为而治”，“无为”指的是遵循道的法则，不肆意妄为，尊重客观规律；并提倡维护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繁荣，重视人性的自由。“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道家治国大概可以通过这两句话来简单概括，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这就是大逆不道的宣言了。道家的治国理念即使是现在也比较玄幻。不过在那个时期却为法家、墨家等学说产生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老子
墨家：对治国的思想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等，“兼爱”提倡建立无差别的平等关爱，以及建立“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制约机制，从而人人平等，相互尊爱，建立自由平等的国家；“非攻”则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尚贤”则是选举贤能的国君进行统治。墨家代表着小资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些理念也深入人心，即使在现在，除了如“明鬼”等的思想外，都很符合现代价值观，有一定的先进性，所以能在当时与儒学并称“显学”，然而却触犯了统治者最核心的利益。因此墨家虽然在产生后声势浩大，却始终无法被统治者承认、采纳。
墨子雕像
基于种种时代的特性以及学说的理念、侧重不同，终究是法家的治国理念最能维护当时统治者的利益，并且给统治者带来最高效的产出。因此赢得了统治者的青睐。
然而为什么是暂时的胜利呢？
法家的治国理念固然为统治者带来了巨大利益，但是这个利益很大程度是建立民众的对立面上，“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民之外事，莫难于战”，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众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己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但是这是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等待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统一的秦王朝继续实行严苛法律，残酷的剥削民众，最终触犯了民众最基本的生活底线，从而使民众暴起反抗。随着秦王朝的覆灭，法家暂时的胜利也因此付之一炬。这并不是说法家治国理念也随之消失，而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的与其他学说相互取长补短，一直延续至今。
参考文献:《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的智慧》《资治通鉴》《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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