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

众所周知，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由我国宋代的毕昇在雕版印刷普及的基础上发明的。因此，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近年来韩国官方和学界不遗余力的进行宣传活动，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活动激起了一些中国人士的不满。与其义愤填膺地争论，何不静下心来，看看这场争夺战的来龙去脉。《梦溪笔谈》对活字印刷有详细记载

据史料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平民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只有摹印、拓印和雕版印刷,既笨重费力又耗料耗时,不仅存放不便,有错字又不易更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方法既简单灵活,又方便轻巧。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其方法。其制作程序为:先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统一的单字,用火烧硬,使其成为胶泥活字,然后把它们分类放在木格里,一般常用字备用几个至几十个,以备排版之需。排版时,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一个个从备用的木格里拣出来,排进框内,排满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烤。等药剂稍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待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时,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敷上纸,加上一定压力就行了。印完后,再用火把药剂烤化,轻轻一抖,胶泥活字便从铁板上脱落下来,下次又可再用。板上钉钉的雕版印刷术也遭质疑

大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印造了雕版印刷《金刚经》，该经卷末尾印有年份和印造人姓名，原件现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这一直被公认为中国人拥有雕版印刷发明优先权的实物证据，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定论。然而，韩国却不这样认为。原因在于，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舍利塔内，发现了一件雕版印刷品《陀罗尼经咒》，原件上没有年份。但是其中几个特殊的汉字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公元680年至704年）创制使用的，比王玠印造的雕版印刷《金刚经》早了百余年，于是韩国得出这卷《陀罗尼经咒》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以及“韩国发明印刷术”的结论。但问题在于，这卷《陀罗尼经咒》究竟是在哪里印刷的？它使用了武则天在位期间的特殊汉字，而且“严格符合中国印刷的模式和方法”，它很可能是庆州佛国寺建成时从中国带来的贺礼——众所周知，唐代中国的佛经、书籍等等，经常是朝鲜半岛上层社会疯狂追捧和购买的珍品。事实上，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卷《陀罗尼经咒》就是在中国印制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是韩国的争抢目标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位的协助下，曾进行了泥活字印刷术的模拟实验，证明《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术是完全可以实际操作使用的，而不是如某些韩国学者所宣称的，沈括记载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术“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从《梦溪笔谈》对毕昇泥活字印刷术的记载中推测，在毕昇之前已经有人尝试过木活字的印刷，但木活字的缺点是对木料的要求极高（否则受热、受潮、受挤压都可能变形），而且印刷多次之后木字就会磨损。泥活字固然没有这些缺点，但金属活字岂不更好？15世纪后期，铜活字在中国江南开始出现。然而，对比各种情况来看，铜活字在中国的境遇并不太好。到了清朝，朝廷曾造了25万枚铜活字，并在1728年用这些铜活字印刷了巨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然而这套铜活字却在1744年后全部被熔化用来铸造钱币了！

与在中国的境遇相比，铜活字在朝鲜半岛却是大受青睐。按照韩国文献记载，公元1234年，晋阳公崔怡在江华岛用铜活字印成《古今详定礼文》。在公元1395年和1397年，朝鲜至少还用木活字印刷过明朝的律令和李朝太祖李成桂的传记。如今韩国学者所引据的最重要证据，是公元1377年用金属活字印刷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此书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

由此可见,中国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半岛后,朝鲜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尤其是在金属活字的应用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创新、发展与发明是两回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从活字制作,到拣字排版,到刷印、拆版和还字,有着一整套完整、科学的工艺方法。后来中国乃至朝鲜出现的泥、木、锡、铜、铅铁等活字,除材质的不同外,工艺技术上与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并无实质性不同，故“发明”一词是不宜滥用的。

综上所述，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都是不可动摇的，韩国充其量只能夺得“铜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但实际上也可能再次落空，因为关于在中国境内新发现更早的活字印刷品的报道，近年来层出不穷。而韩国费力多年打造起来的“发明印刷术”的现代神话，必将为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所湮没——他们引为证据的所有文献，不是韩国语，而是中国汉字。

活字印刷作品

韩国冬奥会宣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