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学、乡学与村学是明清时期本地村镇一级最主要的办学形式，这种由官府支持的办学形式实际上并没有如诰文表明的那样正规，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和县级政权，如县府大老爷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有绝大关系，假如县太爷重视，教谕用心推广，则社学、乡学生态环境就会变得很好，农村的愚夫愚妇也就对子女识文断字有较大的需要，否则会任由乡里小儿玩泥巴、放牛羊或是做小工，就如同蒙了眼的驴子一代又一代的重复着愚夫愚妇的角色。譬如有清末泾阳县有个县令叫涂官俊，他是个好官对于县里的教育很重视，《清史稿》记载他扶持泾阳县各大学堂，兴办“义塾”让家境贫寒子弟接受启蒙教育，自己亲自与学生讨论学问，考校课业，村、镇蒙学工作扎实了，仕进的学子也就多了，教育工作也就特别有起色。
社学、村学一类从办学性质来说，具有“公办”特点。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里的“公办”并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公办”，它介乎于官办和私立之间，准确的定位应当是属于一村或是一镇集全力承办的，平时的办学经费来源一般来说是政府补助一点，村或社筹集一点，急公好义的士绅商户捐一点，学生家长带一点，点点滴滴加起来，虽不能让最基层的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却可以能保证其勉强存在。好在这类学校对于资金的需要并不是很多，除了老师的薪资外就是最基本的文化用品了，校舍一类除特殊情形外，多不用再投入，所以说教师的聘金十几两银钱就是最大的开支。
先生的社会地位与收入。在陕西一隅的泾阳县，明清时期的文化相比南方地区来说极不发达，乡镇中的有文化的人并不多，能写几句诗，念几段不常听到的赋、词就算是个大人物了，在村里自然就有很高地位，自然就被用在最重要的场合。譬如说是在婚丧嫁娶人生大事上当个帐户或是证婚人，逢年过节给村里的人写几封书信，再写上几笔仪式性的文字，如春联、庙记等，之后就可以跟着乡邻讨几杯水酒，弄几碟肴肉，权当改善生活。一般来说老师的聘金并不高，自包饮食的话一年也就十多两银钱，也落不下多少。如果是私塾的话饮食东家全包，束脩也就有限，教书匠要说是攒多少家私，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哟。
先生的教学工作。钱挣得不多，但社（乡）学的活也不甚重，社学、村学多属于蒙学，在封建社会并不属于强制入学教育，官府也只是提倡鼓励，并没有多少钱物的投入，自然监管也就不到位。平日里朴素的愚夫妇们对于先生也多有敬畏之心，尊敬不来不及，从来也没想到监管这个词汇。先生也没有固定的教材，大多就是《三字经》、《千字文》一类，至于《四书五经》类估计会有一定程度的学生才会用。读读写写之余，顺带给村民或是学生再讲点皇帝语录或是朝庭律法之类，进行思想教育。先生讲多少、讲什么、怎么讲、习字读书时间长短都没有固定，也没有固定课程安排，就如今天的课表，这些工作全在先生自己的心情，修养与自律程度。遇到认真负责的先生，板子拍屁股啪啪响，戒尺手心肿老高，当然学生也就学得多。也有如秦腔丑角戏调侃先生的《教学》，胡乱混日子的角色，好在大部分的先生也能保持职业底限，较为用心于教学工作。但必须明白的是，社、乡学全部实行的是聘任制，太过分的话是要丢饭碗的。
乡社学的教学地点在明清时期的泾阳多为乡村间诸多的庙宇，民间多神信仰赋予了诸神不同的职责，诸神的办公处所也就属于公共资产，大一点的村或镇里有或大或小的庙宇十多处，大者有数间屋舍，三几亩地，小点甚至两三个神挤在一间之内，王桥镇东街村就有个庙套庙。理所当然是乡、村学最佳的施行教化地方，不同的是乡、社学由于官府的提倡可以占一个大一点的，宽敞一点的，房屋多一点的，场地大一点的，它所能容纳的学生也就多一点的。至于村学或是私塾要么凑合占一个小点的或是由东翁自行提供，这种利用乡村公共建筑用于公共文化自无不可，早已属传统以至影响至今，如果对今天的县域内的学校追根溯源的话，自然就能发现学校基本使用的是原来的庙产。
乡、社学的学生也多不固定。在古代社会文盲的比例很高，尤其是偏僻的乡村，识文断字的就叫文化人，如同原始社会的个体对于通灵者持有敬畏的心态，文人用过的纸片，任何带有文化符号的东西，都不允许与污秽同处，或是悉心的保存，或是扔进炕洞烧掉，或者用于糊门窗或墙壁，怕是认为这也有避邪的功能吧（笑话）。基于此也就对子弟学习文化多数比较重视，只要能力允许，基本鼓励后辈求学，最起码也要做到识文断字，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哪怕砸锅卖铁”云云，这也不过民间习俗的遗存。很可惜的是由于古人多子的传统，民间生活的过度贫苦，以及对于男女性别的歧视，乡、社、村学适龄儿童入学情形并不好，就是在民国时稍正规的时期，尚有多数不能入学，多数情况入学率还达不到四分之一（据民国泾阳教育督导报告）。至于女子除极个别个例外，绝大多数与学校无缘。另外还由于旧时农民对于子弟求学的要求不高，具有从商传统的文化要求也就是会简单的读写，能记帐算帐也就够用了。至于一般子弟进学为秀才，做举人或是进士，成为声名显赫之辈，大多数人也就是想想而已。入学人数少，要求不高，再加上农村庄稼任务的影响，导致学生入校犹如候鸟，农忙时锐减至正常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或只能停学（引用同上）。
虽然乡、社、村学教育形式极其不规，师资也良莠不齐，办学资金也时有时无，学生、教材不固定，管理也极不规范，可也就是这问题多多的形式在数百年来为偏僻的泾阳农村子弟提供了最基本的启蒙教育。（图片源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