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隋朝对突厥、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的管理，有什么影响？
一、对契丹的管理
契丹是四世纪初记载于我国历史文献中的北方重要民族之一，自北魏活跃于历史舞台至元代与多个民族融合而消亡，大约有近千余年的历史。在北魏“显宗时”，契丹几大部落“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隋初契丹各部“有征伐由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开始有走向联合的趋势。
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北周遗臣高保宁纠集契丹和靺鞨两部共同兴兵反隋，但被隋文帝的大将阴寿打败后，契丹部落“诸莫贺弗”、“多弥”及“契丹别部四千家”纷纷“背突厥”向隋请降称臣，隋文帝均“纳之”并善待他们。纵观公元五六世纪契丹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其内部各部落之间的互相侵犯并吞不断，兼受突厥、高句丽两政权的钳制和威胁之苦，周旋于多个远比他们强大的周边部落和中原王朝之间。由于自身的弱小，和强敌的环伺，饱受内忧外患的契丹必然需要寻找强大的靠山以求自保，故契丹时而投靠突厥，时而“以万家寄于高丽”，时而向中原王朝“求内附”。
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隋炀帝即位不久，契丹“寇营州”，突厥启民可汗出兵“二万骑”受隋将领韦云起调度，并配合隋军引诱契丹南下，最终大败契丹，隋炀帝“获契丹男女四万，以女子及畜产半赐突厥，男子悉杀之，以余众还”。此次行动重创了契丹的诸部落，自此及至隋朝覆灭，史书记载中仅剩“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统之”一句，由此可以推知，本来就相对较为弱小的契丹在对隋的挑衅后遭到强大的隋帝国的报复，在刚刚有崛起之势时即被彻底削弱，元气大伤。
隋炀帝对契丹的制裁直接奠定了契丹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采取“以胡制胡”的策略惩戒、管制契丹，不用自己一兵一卒而屈人之兵，达到目的的同时也完全避免了己方的损失。
二、对突厥的管理
隋文帝在位时突厥部支众多，强大而骚动不断，隋廷扶持对隋乖顺的启民可汗以牵制余部，使启民一支势力不断壮大以制衡西突厥：隋与启民突厥共同大败契丹后，赐启民契丹的人畜；突厥的“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时，隋朝又出兵伐阿勿思力俟斤；契丹别部投奔隋时，文帝“悉数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以提高突厥在隋周边民族中的地位。
隋炀帝即位后，既继承了隋文帝扶持东突厥启民可汗一部的策略，致力于巩固与启民可汗的东突厥之间的关系，双方往来密切。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隋炀帝遣使柳謇之至启民所居之地，“谕令出塞”。要求入居漠南的东突厥内附诸部出塞是中原王朝对游牧部族的一种防患性举措,带有警告藩服的意味。启民可汗领略隋炀帝的此举含义, 于是在同年七月赴洛阳朝觐启民可汗入隋觐见隋炀帝，隋炀帝“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大陈文物”，意图以王朝的繁盛“以夸诸戎狄”。
启民可汗虽感念隋文帝和隋炀帝“死命养活”、“种种无少短”的恩情，再三表达臣服、归顺之意，令隋炀帝大悦，赋诗“索辫擎膻肉,韦鞴献酩杯。突厥的实力介于隋与其他边疆民族的中间地带，东突厥在隋朝文帝炀帝的扶持下已“兵强国富”，西突厥远离隋控制拒不内附，其骁悍也仍让人忌惮；西北有吐谷浑、契丹，东北有高句丽，而吐谷浑素为突厥马首是瞻，契丹左右摇摆，不时倒向突厥阵营，高句丽也早就同突厥暗通曲款。
突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甘愿内附、“同彼臣民”的东突厥更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阻止东突厥摆脱隋的控制而无限壮大，进而与其他边疆民族联合，对隋造成威胁，隋炀帝依然沿用隋文帝时期长孙晟所制定的“离强合弱”战略，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危机，竭力维持北方的稳定。为拉拢东突厥、便于统治管理，同时增强其部对隋的臣服和向心力，他尊重突厥风俗，不强求变胡为夏，不准启民更改“服侍”的请求，使东突厥成为中国忠实的藩属国而非一郡县。
为限制在北方边疆地区一家独大，他先遣使崔君肃游说西突厥，成功地让处罗可汗同意“遣使朝贡”，维持与西突厥的稳定关系以震慑为拉拢东突厥，同时以“谕令出塞”、百万大军压境、“欲夸戎狄”，准其“赞拜不名”等方式，恩威兼施，荣宠与警告并行，来管制已甘愿称臣，甚至“启民可汗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的东突厥。
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隋炀帝即位不久，契丹“寇营州”，突厥启民可汗出兵“二万骑”受隋将领韦云起调度，并配合隋军引诱契丹南下，最终大败契丹，隋炀帝“获契丹男女四万，以女子及畜产半赐突厥，男子悉杀之，以余众还”。此次行动重创了契丹的诸部落，自此及至隋朝覆灭，史书记载中仅剩“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统之”一句，由此可以推知，本来就相对较为弱小的契丹在对隋的挑衅后遭到强大的隋帝国的报复，在刚刚有崛起之势时即被彻底削弱，元气大伤。
隋炀帝对契丹的制裁直接奠定了契丹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采取“以胡制胡”的策略惩戒、管制契丹，不用自己一兵一卒而屈人之兵，达到目的的同时也完全避免了己方的损失。
二、对突厥的管理
隋文帝在位时突厥部支众多，强大而骚动不断，隋廷扶持对隋乖顺的启民可汗以牵制余部，使启民一支势力不断壮大以制衡西突厥：隋与启民突厥共同大败契丹后，赐启民契丹的人畜；突厥的“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时，隋朝又出兵伐阿勿思力俟斤；契丹别部投奔隋时，文帝“悉数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以提高突厥在隋周边民族中的地位。
隋炀帝即位后，既继承了隋文帝扶持东突厥启民可汗一部的策略，致力于巩固与启民可汗的东突厥之间的关系，双方往来密切。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隋炀帝遣使柳謇之至启民所居之地，“谕令出塞”。要求入居漠南的东突厥内附诸部出塞是中原王朝对游牧部族的一种防患性举措,带有警告藩服的意味。启民可汗领略隋炀帝的此举含义, 于是在同年七月赴洛阳朝觐启民可汗入隋觐见隋炀帝，隋炀帝“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大陈文物”，意图以王朝的繁盛“以夸诸戎狄”。
启民可汗虽感念隋文帝和隋炀帝“死命养活”、“种种无少短”的恩情，再三表达臣服、归顺之意，令隋炀帝大悦，赋诗“索辫擎膻肉,韦鞴献酩杯。突厥的实力介于隋与其他边疆民族的中间地带，东突厥在隋朝文帝炀帝的扶持下已“兵强国富”，西突厥远离隋控制拒不内附，其骁悍也仍让人忌惮；西北有吐谷浑、契丹，东北有高句丽，而吐谷浑素为突厥马首是瞻，契丹左右摇摆，不时倒向突厥阵营，高句丽也早就同突厥暗通曲款。
突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甘愿内附、“同彼臣民”的东突厥更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阻止东突厥摆脱隋的控制而无限壮大，进而与其他边疆民族联合，对隋造成威胁，隋炀帝依然沿用隋文帝时期长孙晟所制定的“离强合弱”战略，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危机，竭力维持北方的稳定。为拉拢东突厥、便于统治管理，同时增强其部对隋的臣服和向心力，他尊重突厥风俗，不强求变胡为夏，不准启民更改“服侍”的请求，使东突厥成为中国忠实的藩属国而非一郡县。
为限制在北方边疆地区一家独大，他先遣使崔君肃游说西突厥，成功地让处罗可汗同意“遣使朝贡”，维持与西突厥的稳定关系以震慑为拉拢东突厥，同时以“谕令出塞”、百万大军压境、“欲夸戎狄”，准其“赞拜不名”等方式，恩威兼施，荣宠与警告并行，来管制已甘愿称臣，甚至“启民可汗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的东突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