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五月十五日，南京城外瓢泼大雨，南明内阁次辅王铎率百官跪于一片泥泞之中，迎接清军入城，一起投降的还有二十三万齐卸甲的明军。

此后，官居清朝太傅、汉人文官之首的王铎，在自责和惴惴不安中渡过八年余生，以一种苦闷、发狠的宣泄姿态留下他惊艳绝世的狂草，以至于死后也多处布置疑棺，担心被义士刨棺戮尸。南明礼部尚书钱谦益更是高呼殉国口号跳入池塘，半晌后，一声叹息“水太凉啊……”心安理得爬上岸，开门投降清军去了。而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是，一位24岁的青年书生，却放下手中书卷，毅然拜别妻儿父母，前往台州迎立鲁王朱以海政权，开始他危险重重的抗清生涯。这位名叫张煌言的读书人，在南明鲁王监国政权和桂王永历政权中相继担任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入典制诏，出领军旅”，卓然成为抗清的一面旗帜。

张煌言，字玄著，号苍水，浙江宁波人。他没有王铎、钱谦益等人翰林、庶吉士的显赫功名，只是个举人。太平之世，或许他会继续寒窗苦读十数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或许安心田园，耕读著书立传育人。而此刻，国已不国，他再也无法抑制心中悲痛，于乱世中奋起，在战争中学会骑马弯弓射箭。之后，戎马倥偬二十年，率军出没风涛，转战千里海疆；四入长江，三下闽海，二遭飓风，百折而不挠；“楼船浮沉三千里，”，被誉为“怒海雄狮”。

张煌言也是一位极具才情的诗人。他一面征战，一面写诗，留下许多名篇，如《满江红·怀岳忠武》《忆西湖》等，无不流露出浓厚家国情怀。他在《临难诗》中写道：“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文山即文天祥，叠山即谢枋得。宋亡后，谢枋得拒绝元人征召，绝食而死。张煌言处处以英烈为榜样，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可谓文人心中有山河。

南明的抗清史，总有那么一丝丝戏谑与无奈。城外，清军炮声隆隆；城内，明军却在自相残杀。这一幕，日日重演。先后建立“四王、一监国”五个政权，均因内部纷争如同一盘散沙。张煌言总是顾全大局，极力调停鲁王和唐王、桂王之间的矛盾，尽力团结合作。他率领的军队讲文习礼，纪律严明，从不扰民，行军打仗之际，稍有安定即屯田、兴修水利，帮助百姓发展生产，得到沿海百姓大力拥护。

顺治十六年七月，张煌言以不足万人偏师猛攻安徽、江苏，为郑成功攻打南京创造契机。数月之间，连下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清廷震动，气得顺治帝在朝议上咆哮着要御驾亲征。此一战，也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展现的淋漓尽致。不料坐拥十七万大军的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却迎来一场惨败，后路失守的他不得不退回沿海。之后清廷下达限界令，强逼百姓内迁，将沿海变成无人区，义军资源渐枯。最终，郑成功舍却大陆，东渡台湾开辟新的阵地，抗清活动陷入低谷。

1664年六月，张煌言孤掌难鸣，又经历郑成功、鲁王双双逝世的打击，知事已不可为，于是解散义军，隐居不出。是年夏，于深夜不幸被叛徒抓获。七月十七，他被押解至故乡宁波。光阴变幻二十年，那些白衣素服为他送别的乡邻百姓，脑后也均已蓄起一绺长辫，唯独他一身明朝衣冠，头戴方巾，一袭葛布长衫，恍若隔世。知此一别，再无归乡之日，张煌言遂歌以咏志，写下爱国名篇《甲辰八月辞故里》：“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传。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此诗将他与岳飞、于谦比邻而葬的愿望直诉笔端，读来只觉气势澎湃，豪气冲云天，孤篇压全明。

数日后，张煌言被送至杭州。众多旧时部曲及清廷大员，皆来庭谒并劝降。他淡淡道：“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无数杭州士子贿赂看守，以拜见他为荣，并将其翰墨视若至宝。一日夜里，沉睡的张煌言被惊醒，睁眼望去，却是看守的清军于牢门外低声哼唱《苏武牧羊》。曲毕，那名清军一语不发，叩首离去。

九月初七，张煌言被押赴弼教坊执行处斩。临刑前，他毫无惧色，拒绝跪而受戮，笑望远处的吴山道：“好山色！”言罢面向刽子手坐而受刃，年方四十五。他的书童杨冠玉还不满十六，监斩官见其年幼，有心开脱，杨冠玉却断然道：“张公为国，死于忠；我愿为张公，死于义。”说完跪于张煌言面前坦然就义。此生笑看风云起，龙吟虎啸且相随。

“煌言死而明亡。”一个时代，划上了悲伤的句号。

张煌言遇害后，友人将其葬在西湖南屏山荔枝峰下。大思想家黄宗羲感慨其墓与岳飞、于谦之墓遥相呼应，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北有岳坟，南有于墓”“同德比义，而相旦暮”。迫于形势，墓碑未敢署名，只以“王先生之墓”为记。墓地简陋恓惶，以至于黄宗羲数年后来祭奠时，竟迷失于乱草之中。

2014年初夏，我曾去西湖拜谒张煌言墓。墓前，他的塑像颧骨高耸，脸庞瘦削，眼神悲怆深远，仿佛山河破碎的痛苦和对亲人的愧疚都刻在上面。墓道之外，步行两分钟就是游人如织的南山路，对面雷峰塔。没多少人知道，数百米之内那片高大树冠下，安静沉睡着一位逝于1664年的将军，一颗孤独而伟大的灵魂。

孤独吗？不！辛亥革命元老、汉学大师章太炎去世后，章夫人汤国梨说：“夫君曾有另念，希望自己身后傍民族英雄张煌言于地下。”于是，章夫人亲赴杭州，购下张煌言墓一侧为墓地，并以诗记之：“南屏山下旧祠堂，郁郁佳城草木香。异代萧条同此志，相逢应共说兴亡。”两人的墓，仅一墙之隔。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终因“民族兴亡、天下苍生为己任”这一共同理念连到一起。任四季轮回，时光荏苒，他们的手，仿佛始终紧握在一起。所谓英灵不远，正气浩然，正如是也。

顾诚先生评价张煌言：“在南明为数众多的人物当中，张煌言的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20年抗清斗争当中，他历尽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清史稿·张苍水传》中节录有一封他回复两江总督郎廷佐的信，言道：“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哉？”虽只寥寥数语，三百多年后我们读来，却仍是凛凛有生气，令人发醒，浩然之气荡漾胸间。

讽刺的是，1776年，乾隆令人编撰《胜朝殉节诸臣录》，张煌言位列其中，入谥忠义祠，追谥忠烈，流芳百代。道士吴乾阳为其修复墓道，全祖望撰写神道碑铭。而王铎、钱谦益则被列入《贰臣传》，遗臭万年。哪怕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历史，终究留下其公正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