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五行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火。张华疑有乱，先命固守，然后救火。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屐，汉高祖断白蛇剑及二百八万器械，一时荡尽。”
“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的武库所收藏的累代国宝中，为何竟然有一颗王莽的人头？我们来回溯一下这颗人头的跌宕的收藏经历：王莽败亡，身死长安未央宫中渐台密室，他的首级以及绑在腰间的始于秦始皇的传国玉玺，被一起传献给刘玄。在之后的270年间，王莽的人头辗转刘玄、刘盆子、赤眉绿林之手，至赤眉投降时献予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已数易其主，后经魏入晋，成为西晋首都洛阳武库传世国宝、头号藏品。
这其中还涉及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即如何处理这样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才能使其百年不腐。这要涉及到“传首”这样一个概念（传首初起于战争中异地枭悬的需要，随着邮驿乘传制度的发展，传首日频日重，在操作中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体系），“传首”前的一个环节就是对首级特殊的防腐保容处理，如煮洗腌腊等，还需要漆首题名，函封匣锔，才有可能辗转多地而不毁。
王莽头一事虽然有不少志怪的色彩，但是绝非中国历史中耸人听闻的个案，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基于观念、思维方式、政治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人头（首级）成为承载特殊信息和暗喻象征的符号，更成为观察、透视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殊工具。
如最近出版的《提头来见——中国首级文化史》的作者马陈兵所言：“那些年，我喜欢到二十五史中打发时光，没料想字里行间隔三差五蹦出来传首、送头、枭悬一类字词，高频得叫人心生警觉。我努力搜索史料文献，意外发觉体制性、常规性、刑律化的枭悬、传首几可谓古代中国特有之制、特重之事。”
在使用人头一事上翻覆出花样的还有佛教的一支——密宗。在密宗的礼仪器具、恐怖的替代物与供品中人的肢体、器官尤其是人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大量使用，如五骷髅冠、梵天头、活人头、人骨念珠、骷髅碗、带人头或骷髅的金刚厥等，其中骷髅碗（嘎布拉碗）更是不可或缺的主要法器。“嘎布拉碗”是用人颅骨椭圆形的上半部制成，碗中常满盛甘露，精液，酒，朵玛供品，化现为恶魔和魔的邪恶之敌的鲜血、骨髓、肠子、大脑和心肺。
中国历史中谈及“人头”的故事绝非淡淡一笔，而关于人头的诸多秘密也有待解决：王莽被砍下的人头为什么会成为洛阳武库中的累世国宝？“传”“首”于何时第一次连用？人头“在路上”，会有怎样的际遇？枭是如何变形为恶鸟，充当起中国古代礼教文化与专制集权接榫处的特殊零件“人头”的药引，将“传首”“枭悬”楔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肌理？而我们一贯认为的温柔敦厚的中国文明中又是怎样剑走偏锋地孕育出一支关于“砍头”“传首”这样诡秘残忍的文化？
最近，作家马陈兵的新书《提头来见—中国首级文化史》由三联书店出版，书中作者从崇首观念、落头传奇写到“枭悬”“传首”刑名考；从制度设计与衍变写到飞头后传、续颈前术等。以文献佐证和小说笔法深入到“首级”这个讳莫如深的话题，详细写到斩首取头、保容防腐、驰驿传送、悬示、献祭、封藏、发还归葬等传首的环节。
最近，澎湃新闻专访了马陈兵。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摄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
澎湃新闻：斩首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起源于何时，或者说在什么境况下产生？
马陈兵：百度式的回答为：“杀头斩首是中国最古老的刑罚之一”。古老到什么程度，笼统的回答是传说中黄帝尧舜们已经开工，至晚不晚于商代。文献的记载，最早的是《尚书》。《尚书·舜典》：“流宥五刑”，哪五种，注家说是“墨、劓、剕、宫、大辟”，大辟即死刑，但不一定是斩首。事实上先秦执行死刑的花式很多，斩多提腰斩。另外，《舜典》系古文尚书，属伪书，可信度低。 斩首源起的另一条史料见于《尚书·吕刑》，周穆王命令吕侯修订刑书，开头声讨苗民作“五虐之刑”杀戮无辜，开出来的清单却只有“劓（割鼻）、刵（割耳朵）、椓（宫刑）、黥（墨刑）”四种。好在《吕刑》另有更可信的今文尚书的版本，由夏侯胜等人传自伏生，其中“劓刵斀（斀，也即宫刑，义与㭬同）剠”四字异文为“膑宫劓割头庶剠”。割头就是斩首，而且是苗民所为，苗民，所谓蚩尤的后代，大概泛指当时南方并不宾服周朝统治的部族或者方国。看来南方的蛮族杀人的办法简单干脆，斩首已是首选。何以有这种区别？这就涉及到回答斩首起源问题的第二条线索，即考古方面的证据。这方面《提头来见》第一章有详细讨论，后面也要谈到。
澎湃新闻：斩首最初是出于怎样的目的，献祭、计功，还是发泄仇恨？在之后的每一个时代又是怎样发展、或者说是否随着时代的不同衍生出更具代表性的、具有时代性的现象？
马陈兵：斩首最初的目的，难用一言而蔽。就世界各地原始文化与宗教仪式的一般情形而言，献祭、厌胜、显示武勇征服、吸取死者精气等是主要目的，发泄仇恨、计功等应属偶然、次要。
中国在殷商之前，新石器、青铜时期的长江遗址中，已发现将人牲斩首祭祀的传统。学术界根据对包括安阳北岗王陵区、陕西省神木县石峁大型聚落遗址等多处考古发掘的人头祭祀坑与甲骨文中“用羌”的记载，多认为殷墟大量采用斩首杀人的祭礼方式，已经建立并实施完整有系统的人牲斩首礼。“用羌”之法，主要是“伐祭”，甲骨、金文字形中，“伐”正象以戈砍头之形。可以这样说，斩首之法，从一开始就与祭祀密切相关。在野蛮向文明进化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斩首礼在内的血腥人祭逐渐被废弃禁绝，斩首作为冷兵器时代一种攻战与刑罚方式保留下来，在不同的地域、族群的文化与历史中发展、衍生出各具特色的内容与形式。首级计功和枭悬传首，尤其后者，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首级文化。
澎湃新闻：在写作中都是以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现象，许多案例都扑朔迷离，比如“雍州枭祸”“天血使者”“黑蛇酒瓮”等等的传说，那么如果对于一部需要相对严谨的“砍头小史”，是否需要去对这样的材料（哪些是信史、哪些是传说）进行甄别？或者说即便是荒诞不经的史料也反映了某些历史的真实，还有一个就是写作此书翻看史料时，是否有史料记载会在叙述与砍头相关的历史上夸大其词（为了显示权力与军功）或者是闪烁其辞（为了藏恶、掩盖罪行），写作有这样的倾向性的内容时应该注意什么？
马陈兵：这个提问，恰好涉及治史的目的、视野和材料运用的问题。把首级问题放在中国历史文化这个框架与系统中来研究，或者反过来说，要通过首级的微历史映射、了解中国大历史的另一面相，就必须把视野扩大到与此有关的方方面面。正是在广义文化研究的高度上，史料收集、研读的范围必须尽可能扩大到经史子集的方方面面，包括“雍州枭祸”“天血使者”“黑蛇酒瓮”在内的野史异闻，往往比正史中与首级与关的材料更好地传递了历史信息，折射出文化观念。
这些貌似荒诞不经的史料，反映了更为本质的历史真实。从治学方法上来说，这样做是严谨的，而且正好是本书的丰富性与思想性、独创性所在。《提头来见：中国首级文化史》不一定是畅销书，但肯定能成为常销书，成为这个题材研究的开创之作。这是我十年前开始写作此书时给自己定下的目标，现在书出来了，加上有编辑花费大量心血，感觉很好，读者的初步反馈也不错，我更有这个信心。
第二个问题，虚增首级或为军功滥杀无辜之事史不绝书，而另一方面，中国礼教文化也经常发挥着血腥暴政的消声器、洗地机的作用，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及在首级文化中应该如何对待、定位，本书在叙述与分析中都给予了充分注意。例如第四章第一节分析周武王攻击殷都后在朝歌悬旗斩首与周京用俘献祭，就是典型。
澎湃新闻：我们一直说温柔敦厚的诗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但是王朝更替、政权之间的竞争中的确也充满血腥和残忍，比如从秦朝开始屡见不鲜的屠城，那么这样一种文化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如何在冠冕堂皇的历史讲述中获得“合理性”，成为即便是残忍至极但是也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甚至认可的一种文化？
马陈兵：“杀开历史眼如剑，读到生天女散花。若会《阴符经》中意，唯须酒美臚脍斜。”这是我日前自作一首小诗，名为《读史有得》。《阴符经》说：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杀，万化定基。总结一句，叫“天生天杀，道之理也”。任何历史都是在生杀倚伏中前行的历史，换句话说，一个国族能在残酷竞争中生存并存续发展，拥有自己的历史，说明它已经在生杀之间找到一种合适的存在与诠释方式。
就中国而言，温柔敦厚与血腥杀戮不仅不矛盾，反而一体两面相辅相成，调和、平衡两者的表达机制，就是以孝为核心的礼教文化。这种文化的要义是礼刑兵合一，出礼入刑，大刑即兵。只要获得“以孝治天下”的话语权，扬起白旗黄钺，窃国攻城不过大刑用甲兵，枭头斩首等于食枭除恶。黄帝杀蚩尤，踢头分尸；周武克朝歌，折首辱尸；孔子杀优施，头首异门而出；汉高醢彭越，悬头传羹。如此残忍变态之事史不绝书，皆因作俑者占据圣王的道德高地，从而获得礼教文化话语权,如此再残酷变态，不仅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形象，更在历史讲述轻松获得“合理性”，成为儒者赞美的范例与后世统治者效法的榜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枭首的行为与竿头的首级成为中国礼教文化的一个特殊符号，一味神奇药引。
澎湃新闻：相比斩首、腰斩等分裂肢体的处死形式，缢杀似乎更为人道，它大约产生于何时，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缢首产生之后，未能取代斩首？斩首为何能延续数千年？
马陈兵：缢杀产生于何时，大概无法考证。缢杀作为一种杀人或者说死刑的方式，古今中外均有，但都不可能代替包括斩首在内的其他处死方式，也难以用一种原因确定。在中国古代，缢杀经常带有优先刑的成分，用于赐死不宜公开处刑的王族贵臣，其次常用于狱中处死犯人，近于秘密处决或暗杀，由措刑者操作或逼当事人自缢。本书第五章集中讨论了赐死自杀的制度设计和衍变，在第三节“马上的岑春煊”中就介绍了清初权臣年羹尧被围观式赐死与明末两任首辅薛国观、周延儒被缢死的情形，可以参考。至于缢杀在中国未能取代斩首，一是操作更麻烦，二是观赏性不足。“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不管是砍头、腰斩、车裂乃到风行于明清的寸磔即所谓千刀万剐，观赏性、惊悚性都比缢杀强，更别说枭首示众少了不向颈一刀。
澎湃新闻：纵观整个古代历史，古人对于生命的本体价值和身体自主权的思考是怎样的？
马陈兵：这又是一个大哉问，非可片言折简。但用这个问来结束这次采访，却饶有意趣与天机。
我用十年时间研究中国首级文化，正是有感于传统礼教虚伪的面相，意欲通过中国首级的微历史来透视、揭示为专制王权服务的儒家礼教残酷的实质，特别是对生命本体价值的蔑视践踏，对身体自主权的肆意取消与摧折毁灭。此为本书微言大义与思想价值所在。
不妨引用书中数段相关的话来作结：
——头是人身体最重要的一部分。首级会有什么际遇，归根到底，乃是基于中国文化怎么定义、安置人的身体与生命。反过来，首级也成为内隐于特定社会意识的身体观、生命观的一个显性标本。如前所论，“计首功之国”秦以武力灭六国，废封建，建立中华民族第一个统一集权帝国，严刑苛政，二世而亡。汉承秦后，经由汉儒改造和利用，“枭为恶鸟”的谎言成为牢不可破的动物故事和政治寓言，皇帝办起“枭羹节”，恶人代下恶鸟，枭的鸟头与大逆不孝者的首级合二而一，“枭”入刑为律，成功构建了隐喻结构。礼教文化用礼刑兵同构的“三节鞭”，击落臣民对身体的自主权，并一步一步将生命和尊严压模成瓦，踏碎如泥。
——在礼教文化中，生命与身体都贱如泥，脆如瓦，没有一丁点独立的价值。对生死凶吉，身体的主人原则上没有话份，而取决于加在身体上的社会符号。而且，没有哪一个身份或社会符号是绝对安全的，一切取决于该符号在礼教文化——礼刑兵互动体系这个坐标上的位置和关系。
——在中国，以道抗儒，逃名全身，自古以来被士人视为另一种人生选择和路径，而与德政刑名的结罗收网隐然相抗。汉初黄老与儒术表面就明争暗斗，后来儒术独尊，而黄老潜流汹涌。汉末黄巾起义揭开乱世盖子，人命蝼蚁，生如朝露，道德礼教血腥虚伪的本质也更明显，社会思潮由是一变，老庄演而为玄学清谈，并影响九品中正所谓乡评时议。社会思潮的另一支变态，是对短暂之美——光影不定的生命存在的醉迷。在男性的语境和精神体验中，金玉芝兰之喻四起，其内在诉求，却是对安身立命的社会性焦虑，也可视为对身体独立价值和自主权自发地美学宣示与迂回抗争，身体甚至直接成为一个对侵犯与限制非常敏感的私人领域。
——今天对整个中国古代史作宏观考察，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其实是两汉向隋唐过渡期间一次整理升级，观念模式和操作系统经周商至两汉早已形成，就是说在中国专制王朝这个烂柯棋枰上，德政王霸的黑棋早已四角布子，见血封喉，把旷达出世的白棋做眼成势的蔓延之路破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像嵇康、王衍、谢灵运等等既无法真正出世，却又企图以任诞谈玄来重获安全感和身体权的人，最终泰半以爆烈或荒诞的玉碎告终，死得更难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