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心心相印的爱情：钱钟书与杨绛

钱钟书、杨绛和他们的女儿钱媛。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认识了无锡名门才女杨绛，一见钟情，第二年，钱钟书与杨绛便举办了订婚仪式。杨绛先生回忆说：“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再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因为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 据说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清华才子，在家里对杨绛关怀备至，钱钟书每天早起做早餐，这个传统一直到老。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钟书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5 年 7 月 13 日，一场特殊的婚礼在苏州庙堂巷举行。

这是当年最热的一天，新郎、新娘都穿上了正式的礼服。新郎穿的是黑色西装，因为太热，西装上的白色领圈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结婚照上，每个人都大汗淋漓，显得狼狈不堪。

领圈被汗水浸透的那位新郎，正是钱钟书，新娘是杨绛。

两人对婚礼的这一幕记忆犹新，钱钟书甚至把它写进了《围城》中。

那一年，钱钟书24 岁，杨绛 23 岁。

钱钟书在《围城》中将婚姻比作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

可他和杨绛却是例外。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杨绛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钟书当即回应：“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自那时起，他们只有生死，再无别离。

钱钟书与杨绛夫妇都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们做到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做到了珠联璧合，相濡以沫，更重要的是做到了在平凡中品尝幸福。有一本《钱钟书与杨绛》再现了这对文坛伉俪几十年生活、爱情与创作的全貌，向我们完美诠释了二老的前尘往事。

《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前世的爱人。”

杨绛和钱钟书恰恰就应了这句话。

1932年，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了钱钟书，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初次见面钱钟书便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杨绛也紧张地说道：“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钱钟书被她“颉眼荣光忆初见，蔷薇细瓣浸醍醐”的淡雅别致所深深吸引，杨绛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一见钟情定终身，真实地发生在了他们两人的身上。这一遇，便是66年的陪伴。

钱钟书和他的夫人代表了理智诚实的文化理想，在有时令人不堪忍受的环境下保持了广度非比寻常的人文主义视野。和很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在战乱和政治运动中写作和工作，但他们身上带有的两种品质，把他们与其他一些人区别开来。

其中之一是他们纯然的天赋，正如钱钟书的散文、小说、重要作品，以及杨绛的舞台剧、小说、散文、翻译艺伎回忆录所证明的那样。另一个是他们对文学和家庭共同的奉献和专注，这帮助他们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与当代政治的精神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