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古画时的徐建华
“苏裱”在修复古画时，必不可少的马蹄刀
徐建华说装裱的人大都腿不好，因为总站着
古书画修复，是个磨工夫的手艺。
徐建华在故宫待了四十二个年头，屋外那条狭长安静、红墙高起的甬道，他走了四十二年。这辈子，他只安安静静地做了一件事，就是在这里修复宫里上上下下的书画文物：上到一墨千金的国宝《游春图》，下到乾隆花园的一张贴落。
“干一行就是一行，就是拿来张卫生纸，也得把它裱好喽。”
在这个拼速度的年代里，他依旧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和这座偌大的紫禁城一起，安静地守在这里。
师傅的背影
徐建华，面容微腴、头发花白，格子上衣外面套了一件旧衬衫。因为母亲是旗人，他说起北京话来圆润透亮，京韵京腔。采访时，他正拿着鬃刷，唰唰唰地往画上洒水，嘴里叮嘱着动作要领。徐建华是裱画科里年龄最长、资历最老的修复师，给作品接补颜色时，记者看到的是他握着毛笔、细纹密布的手。
五年前，干了一辈子文物修复的徐建华正式退休，但裱画室里徒弟多、师傅少，院里请他回来工作，他就每天挤一个小时的公交仍来上班。
这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八点前就到了单位，从神武门的存车处骑上车，一路经过修葺一新的建福宫和四角挂龙的雨花阁，七转八绕到了办公室。裱画室的小院，位于慈宁宫的后身，是清代老太后颐养天年的地方，如今，成为整座故宫唯一有门禁的部门。
屋里，一张宽大挺实、披麻挂灰的红漆裱画案前，徐建华喝足了茶，戴上老花镜，细细观瞧上面的几幅隔扇。那是他这几天留给徒弟高翔的作业。此刻，几幅乾隆花园里“臣字款”的隔扇画页，已经修复如初。
晨晖时分，东面的阳光透过窗格斜射进来，一棱一棱地铺在地上，也挂在他雪白的头发上。
在故宫工作了四十二年，徐建华记不清他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清晨。一代一代，师傅传给徒弟，徒弟又变成师傅。
虽然世世相传，然而裱画技艺的起源时间，至今仍不可考。不过，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可以判断，这项手艺在晋朝就已存在，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再加上故宫的六百来年历史呢？徐建华说，这份儿分量来得厚重。
沉甸甸的回忆是从师傅们的记忆开始的……
“1954年，老师傅们是院里从上海、南京、北京请来的，都是大鉴定家张珩、郑振铎跟徐邦达亲自推荐，解放前，他们就已经非常有名了。”那一年，正值盛年的修复师们从五湖四海被请进故宫。这其中，就有“苏裱”名家、后来成为徐建华师傅的杨文彬，还有古画修复大家张耀选、孙承枝等人。
苏裱，是装裱派别中的一种，细腻淡雅，修旧如旧，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在清代，皇帝偏好这种装裱方式。皇家藏画，或送至南方装裱，或请南人北上。所以，这次各地的裱画师们进宫后，也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一间院子，南方人在前屋，北方人在后屋。前者水平高，主要负责修复一级文物，“主修画心、不管装潢”。
裱画师们各个神通广大，院里的领导如获至宝，不敢轻慢，即便是物资困难的年代，也坚持给他们发糖发蛋、发茶发烟，他们被叫做“糖蛋干部”，工资拿得比院长还高。
然而，老天也给了他们“九九八十一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冬天极冷，手被冻得伸不直，再厚的棉衣也挡不住寒风。“太和殿顶上一见白，人的手上就生冻疮”。南方师傅从小没见过这阵仗，受不住的，就回去了。一同北上的苏裱名家洪秋生，就因为冻得厉害，没多久就申请调去安徽博物馆了。
不过，让他们更头疼的，则是环境气候变了，书画装裱上的规矩跟着也变了。徐建华回身指指身后的墙，说，修复中有一道工序叫“上墙”，意思是把修补好了的画作贴到墙上，撑平晾干。以前在南方，气候湿润，师傅多用木墙。但到了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就得改用纸墙了。两种墙质的伸缩性，以及对纸产生的拉力差别都很大，一不留神，就容易撕裂画心。
技艺早已熟稔于心的师傅们，进了故宫，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重新来过。
徐建华搬来一本《中国书画装裱大全》，上面有一段讲他师傅杨文彬修复米芾《苕溪诗卷》的始末。
1963年，这幅价值千金、颇具传奇色彩、甚至牵连着一桩命案的国宝重器，辗转到故宫时，已是四分五裂。领导看着它皱眉说，就请杨文彬先生主持修复工作吧。艰难的修复过程如今化作书上一个个复杂拗口的装裱名词。面对一堆从北宋年间流传下来的碎纸片，杨文彬巧夺天工，拿出了一身的绝活儿，最终，顺利使作品重现神采，全无破绽。
“启功、徐邦达、谢稚柳来了，都主动给我师傅递烟。能在1949年以前靠书画修复吃上饭，凭手艺站住脚的人，都不是一般人。”徐建华合上书，嘴角一扬。
当然老先生们也有自己的放松方式。“那时师傅挣一百一十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多，家眷又不在北京，发了工资干嘛去啊，几位师傅一合计，干脆下馆子吧。”
徐建华说，那时故宫外面有洋车，出门一招手，“洋车！”拉起来就走。负责京裱的张师傅是地道老北京，知道哪儿的馆子好。“点菜点菜！”张师傅边看菜谱边招呼，“这菜多少钱？才几毛钱？几分钱？好家伙！这钱得花什么时候去！”
他描述得活灵活现，让那些老先生的身影晃动眼前。
他成了第二代传承人
1974年，第一次进故宫修复厂时，徐建华二十三岁。
来前，他花了一毛钱进故宫，问看殿大爷修复厂是干嘛的，大爷说，是学技术的，年轻人都想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物资紧缺，没有工服，没有套袖，进门只分给他一条围裙。冬天，屋里没暖气，取暖靠烧煤；门口也没有门禁，几十颗镏金门钉里有一个是机关，跟武侠电影里似的，按下去门才会开。
因为在南京当过兵，徐建华听得懂无锡话，这点特长，让他成了杨文彬的徒弟。
见面的第一天，师傅对他说：“既然干就好好干，这行苦，干好不容易。”
这行苦？有多苦？在部队当了五年空军的他，心想这还能苦过当兵去？
随后，他便赶上了杨文彬主持修复《清明上河图》。
上一次修复《清明上河图》，还是在明代。如今画作已是布满灰尘，伤痕累累。徐建华说，整个修复过程，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师傅的样子：“连着好几天都吃不下饭，烟一根接一根地抽。”那个耗神费力的身影，让他隐约明白了这行的苦。
不过，徐建华是家里的老大，自幼扛苦。跟随杨师傅前，他已跟着其他师傅上过半年大课，学下了徒弟的规矩礼数和基本技能。每天早上，不管师傅来不来，他都会把师傅的马蹄刀磨得又快又亮；而备纸等书画修复的基本活计，他也操持得老练麻利。
到了冬天，他还负责生火。下班前把报纸、煤球准备好，第二天不到七点就生上了炉子。烧到煤块在炉膛里烫起来，师傅来时，屋里已是热热乎乎。
“当徒弟，你就得处处用心。”第一次穿画绳时，徐建华总穿错，师傅啪地一掏就过来了，变戏法似的，可自己怎么也没看明白其中的诀窍。晚上下了班，他就骑车奔了住在小石桥胡同的师傅家。
“杨师傅，这怎么弄啊，我怎么穿了好几回还是不成啊？”
杨师傅抽了口烟，笑着看他：“你这个线团总搁自己怀里待着就对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师傅一句话就道破了机关。这些诀窍“抓住了，就是你的，抓不住就溜过去了”。所以，老师傅们聊天时，他从不懈怠，常常是竖着耳朵站边上听。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会讲到浆糊的浓度；讲到托纸的选择；讲到宋末明初多竹纸，因为朝廷都在产竹的南方；讲到宋代的绢织得细密，所以破而不散……
长时间的恭谨，换来师傅多年的经验，更修炼了自己的悟性。
2012年，新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公布，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一栏中，写的正是他的名字：徐建华。
紫禁城里，大家叫他徐老师，紫禁城外，大家叫他专家。人们信任他的技艺，也信任他的眼光。
一天，故宫前副院长杨新找到他，兴致勃勃地问：“有这么一件事我跟你说说，我前几天在别人手里发现一张东西，是张旧画，元代的，上边有好多折痕。你给断断？”
徐建华想了想，说：“那折痕规律吗？”
“规律，都跟筷子似的那么长、那么宽。”
“可能不真，”徐建华笑笑，“那折痕是用机器压出来的，所以长宽都一边齐。”
也有拿着画直接去他家拜访的。徐建华哭笑不得地说：“说是让我装裱，可一进门就问我，徐老师，您看这幅画是不是故宫的，是不是宫里原装的？结果我说完后，人家就拿着画走了。第二天我才醒过闷儿来，合着装裱是假，就想听听这是不是真画啊。”
虽然周围有盛情邀请，也有虚晃一枪，但不管怎样，徐建华心里还是挺高兴——在过去，好的修复师都得会书画鉴定，对文物格式、工具材料、装裱技术和历代书画的作伪方法有些研究的，才敢张口。
如今，徐建华有一个还没成型的计划，他想和几位同事一起，跟院里申请拍一部纪录片。他说，想把以前的装裱格式，详详细细地录制下来，“手卷、册页、南北方不同装裱形式的区别、材料的使用等等”。
“早晚有干不动的一天，那时就真得退休喽。”徐建华笑笑，把自行车存在车棚，空身儿往故宫外走。
穿过神武门，仍是那座车辆来来往往，人群川流不息的城。他转身上了109路。上车前，他说：“咱就希望身上这点手艺，能够更久远地传承下去。”
（本文摘自《国宝修复师》，北京日报人物采写组杨思思采写，徐建华提供图片，中华书局2019年7月第一版，定价：56.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