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在山东临沂苍山县一座汉墓中，考古专家挖出一把钢刀，刀身刻有“永初（汉安帝刘祜年号）六年五月丙午造卅湅（炼）大刀”的铭文，永初六年即公元112年。

出土大刀并不稀奇，但这把刀却不同凡响，因为这是汉朝的一项超级黑科技，超出匈奴二个等级不止。换言之，汉朝在武器装备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才能在汉匈之战中做到“一汉敌五胡”。

科学鉴定确认，这把刀是用含碳0.6%到0.7%的炒钢为原料，经过大约30次的锻炼而成。

所以，山东发现的这把刀，后来被命名为“东汉三十炼环首钢刀”。（虽是刀，但汉朝还造不出宽背厚脊的关羽青龙偃月刀，这要到宋朝才行，所以关羽武器可能是当时常用的长矛）

根据中国炼钢史可知，西汉中晚期出现“炒钢”，东汉末出现“灌钢”，魏晋盛行“百炼钢”，最终目的都是去除杂质，纯化金属组织，但百炼钢难度最大，需要经过多次加热锻打，一锻一称一轻，直到斤两不减，即成百炼钢。

显然，这把刀的出现，颠覆了传统认知，原来在东汉中期，中国人就有了成熟的百炼钢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在东汉时代来说，百炼钢是最先进的高精尖技术，是炼钢史上的一次飞跃发展，比铁制兵器至少要高二三个等级。

管中窥豹，从这把钢刀的出现，可以想象汉朝的连发强弩、铁质盔甲、长矛等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尤其是连发强弩和铁质盔甲（而且秦汉一样，出现可以替换的标准件），让普通汉军都成了一台战争机器，既能保护要害，又能远程攻击，而长矛和战刀等又支持短兵相接。

那么，匈奴当时的武器装备如何呢？《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兵器是“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考古发现佐证了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考古发现可知，匈奴兵器以铜、铁、骨、木质地为主，其中匈奴的弓多木质（汉军是全金属），箭镞形制多样，有铜、铁和骨三种质地。

可见，至少从兵器角度来比较，匈奴与汉朝相差甚远，至少相差一两个等级。

需要注意的是，考古发现的匈奴墓葬，不少都是贵族或地位较高之人，而普通匈奴人的兵器到底如何，以匈奴逐水而居的习性和脆弱的工业来看，实际情况可能更差。因此，汉匈整体上的武器装备差距，可能就非常恐怖了，甚至达到三四个等级的地步。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想象，装备齐全的汉军，根本无惧匈奴，因为匈奴可能箭射不穿、刀砍不进汉军铁质盔甲。然而，汉军连发强弩的金属箭头，以及钢刀、长矛等却能轻易破开匈奴身上的皮甲。

可以说，汉军是以超越时代的装备，与一群匈奴人作战时，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战场上的敌人，而是来自行军途中的大草原大自然。当然，对每一个中原王朝而言，征服草原的最大难题，从来不是战争，都是大草原本身。

正因如此，霍去病、李陵等才敢于以少量兵力深入草原，毫不畏惧匈奴大军。除了指挥艺术和不畏草原的胆略之外，武器装备是一个关键因素。

尤其是李陵，面对3万以上匈奴精锐骑兵围困，5000乌合步兵（不是制式部队）却能苦战八日，这是在无法防守的大草原上，不是拥有固定防御城池的苦战八天，而且还走了上百里路。

《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载，“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馀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馀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最终在“兵矢既尽、食乏而救兵不到”之下投降匈奴。

李陵与匈奴一战，充分证明了汉军武器装备对匈奴的压倒性先进。如果兵力、兵种相差不太大，李陵足以大胜而归！

可以说，汉朝打赢汉匈之战，固然有勇气、智力、国力等多种因素在内，但武器装备的压倒性，却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喊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在与汉成帝对话中，就深刻的指出了这一点。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出自《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胡兵“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时一汉敌五胡，但当胡兵“颇得汉巧”之后，变成了一汉敌三胡，充分说明了武器装备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汉匈交战的深入，匈奴武器装备和战法战术也在飞速提升，虽然打不过汉朝，但在西迁之后却发现西亚、欧洲不堪一击，所以后来才有上帝之鞭阿提拉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