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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夺尼罗河——耶路撒冷王国与赞吉王朝的埃及拉锯战

11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穆斯林强权赞吉王朝与十字军诸国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埃及,而非接壤的边境地区。双方都竭力试图控制

11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穆斯林强权赞吉王朝与十字军诸国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埃及,而非接壤的边境地区。双方都竭力试图控制尼罗河流域。从战略上看,统治埃及将让赞吉王朝努尔丁有效地夹击十字军国家,获取战略上的主动。长期以来,逊尼派叙利亚与什叶派埃及的分歧断送了齐心协力击败拉丁人的所有希望。倘若上述分裂得以克服,伊斯兰世界将自十字军到来起首次团结一致,这对努尔丁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尼罗河惊人的财富同样令人神往。数千年来,这条大河每年8月的泛滥为尼罗河三角洲两岸带来沃土,孕育了古老的埃及文明。埃及号称地中海粮仓。这一地区也从快速增长的印度洋、地中海贸易中获益匪浅,因为连通二者的关键陆上商路穿越埃及,故而每年能获得大量税收。尼罗河区域颇受意大利和拜占庭商人的青睐,成为了世界的商业中心之一。谁控制了埃及,谁就掌握了黎凡特的经济命脉。对此,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都心知肚明。中世纪埃及

埃及在十字军时代常常被塑造为穆斯林的领地,但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误导。该地区在公元641年阿拉伯的第一波伊斯兰扩张中被征服,但阿拉伯统治精英很多聚居在两个中心城市:亚历山大大帝1500年前建立的亚历山大港,以及阿拉伯人于尼罗河三角洲北部新建的城市福斯塔特(Fustat)。在其他地方,埃及本土的科普特(Coptic)基督徒人口则占据优势。数百年来,科普特人在文化认同上已经阿拉伯化了(例如,他们使用阿拉伯语),但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则经历了更漫长的过程。即便到了12世纪,埃及下层农民中许多人依旧为基督徒。

自969年起,埃及便由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统治。法蒂玛王朝打造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借此他们开始支配地中海的航运。他们还在福斯塔特以北另建新都,取名为“开罗”(意思是“征服者),并拥立了一位什叶派对立哈里发(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以挑战巴格达逊尼派哈里发的权威。至12世纪,城墙环绕的开罗成为了埃及的政治中心。这里矗立的两座惊人华丽、迷宫般的哈里发皇宫证明了法蒂玛王朝的无尽财富——里面有一所异国动物园,还有成群的宦官。10世纪的艾资哈尔清真寺(al-Azhar mosque)也位于该城,它作为伊斯兰经院哲学和神学研究的中心驰名于世;而在通往尼罗河的一条运河尽头的小岛罗达(Roda)上建造有尼罗河水位计(Nilometer),它是一种被细心校准的建筑物,能够精确测量这条大河的洪水从而预估农作物收成。

开罗成为了法蒂玛王朝的权力中心,但古老的亚历山大进入十字军时代后依然保持着埃及经济中心的地位。它坐落于尼罗河三角洲西侧的地中海海岸,拥有七大奇迹之一的法罗斯灯塔(Pharos’Lighthouse),这座港口地理位置极其优越,便于开拓从亚洲经红海至欧洲的奢侈品(诸如香料、丝绸)贸易。一位定居于巴勒斯坦的拉丁人评论说:“东西方的人们云集亚历山大,它是两个世界一座共同的市场。”

到了十字军时代,法蒂玛哈里发在尼罗河区域的统治力已经衰落,并且多数情况下,埃及是由哈里发的主要大臣维齐(vizier)来管理。然而在1121年维齐阿夫达尔去世后,这一政治制度开始摇摇欲坠,开罗很快充斥着勾心斗角。放肆的阴谋、谋杀与暴行构成的恶性循环令法蒂玛埃及濒临崩溃。正如一位穆斯林编年史家评论的那样:“在埃及,维齐一职最具权势。哈里发退居幕后,维齐是实际的统治者……很少有人能不通过战斗、杀戮或类似手段来获取职位。”尼罗河流域深受政治不稳的困扰,陷入了衰落之中,一度强盛的法蒂玛舰队也已凋零。在埃及虚弱的背景下,难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统治势力开始将它视为主要目标。新战场开辟

1160年代初,埃及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中。至1163年,大权名义上归于11岁的哈里发阿迪德(al-Adid,1160-1171年在位),维齐一职则由前上埃及总督沙瓦尔(Shawar)担任。他于1163年初获得了权力,但不超过8个月便被其阿拉伯下属迪尔加姆(Dirgham)推翻。沙瓦尔流亡叙利亚,同许多昔日的篡位者一样,迪尔加姆“杀死了大量埃及埃米尔以清除竞争对手”。经过数十年腥风血雨后,这个国家的统治精英如今几乎被一扫而空。埃及元气大伤,面对穆斯林、基督徒邻居的虎视眈眈,已沦落至“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境地。

耶路撒冷王国对这一地区兴趣上升已有一段时日。1153年亚实基伦的征服打通了经巴勒斯坦南下的沿海商路[被称作维亚马里斯(Via Maris)];1160年,鲍德温三世国王威胁要发动入侵,但在获得一笔160000金第纳尔巨额年贡的承诺后暂停了计划。随着鲍德温1163年英年早逝(并未留下后裔),他的弟弟阿莫里(Amalric)继承了其王位。海外之地伟大的拉丁编年史家提尔的威廉(他获得了阿莫里的重用)对这位新君做出了有趣而直率的描述。阿莫里时年27岁,据说是一个内心真诚、沉默寡言、精明谨慎的人;他缺乏前任的从容的魅力与雄辩的口才,部分是因为身患轻微的口吃症。在体格上,阿莫里身材修长,双目炯炯有神,蓄着浓密的络腮胡,金发略有些稀疏。威廉称赞他的皇家风范,但也承认,尽管他对美酒美食相当节制,但国王“十分肥胖,其胸部如妇女一般垂至腰际”。

耶路撒冷王国国徽

阿莫里作为国王的首批目标之一是通过围攻位于尼罗河一条支流河岸的比勒拜斯(Bilbais)来重申耶路撒冷对埃及的支配权——这未获成功。虽然拉丁人被迫撤退,但在未来数年里,法兰克国王将投入大量精力与资源用于寻求在埃及的权力。谢尔库赫·伊本·沙迪的埃及战役

努尔丁的注意力也转向了南方。大约在1163年末,被废黜的埃及维齐沙瓦尔流亡到了了大马士革,他希望获得努尔丁的帮助,以便在埃及卷土重来。历史学家们常常盛赞努尔丁的决策,并以此作为其深谋远虑的佐证,认为他迅速抓住了这个在埃及土地上对拉丁人发动代理人战争的机会,总是憧憬着阿勒颇、大马士革、埃及的统治者会联合起来包围法兰克人的巴勒斯坦。

实际上,起初努尔丁对此予以保留。他明白,在自己正试图巩固于叙利亚的统治时,陷入北非的泥潭将消耗大量资源;他也怀疑沙瓦尔作为盟友的可靠性(尽管沙瓦尔许诺为了答谢努尔丁的援助将提供埃及三分之一的粮食收入)。然而,数月后,他还是采取了行动。努尔丁作为一名战略高手,不可能没有估计到,倘若对埃及的乱局放手不管,耶路撒冷的法兰克人也许会趁虚而入,在尼罗河区域获得一处坚不可摧的据点,从而给黎凡特的权力平衡带来灾难性后果。努尔丁麾下的库尔德族名将谢尔库赫·伊本·沙迪(Shirkuh ibn Shadi)积极促成了干预。他自1130年代起便为赞吉家族效力,并随后保持了对努尔丁的忠诚。尽管谢尔库赫一目失明(因白内障),身材矮胖且年事已高,他作为一名干练、精力充沛、渴望荣誉、久经沙场的战士,依然令人敬畏。这位足智多谋的老将已于努尔丁的核心权力圈子中拥有一席之地,但在埃及他发现了更上一层楼的契机。穆斯林编年史家记述说,他十分热切地领兵进入了北非,并在未来的年月中,对促成赞吉王朝卷入该地区事务扮演了关键角色。

1164年4月,努尔丁交与谢尔库赫一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的部队,命令他让沙瓦尔复位。起初战事进展顺利。联军势如破竹地攻入埃及,夺取了开罗以南的福斯塔特。5月末,迪尔加姆在一场遭遇战中死于自己部下射出的流矢,哈里发将沙瓦尔官复原职。但在最初的成功之后,联盟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沙瓦尔试图以30000金第纳尔收买谢尔库赫,以便令他离开埃及,但库尔德指挥官予以了拒绝。

这位重新就职的维齐如今证明自己恰恰是努尔丁担心的那种见风使舵之徒,他以重金邀请耶路撒冷的阿莫里前来拯救埃及。法兰克国王欣然应允,1164年仲夏,他与沙瓦尔合兵一处,并发动了对正躲避于比勒拜斯的谢尔库赫的围攻。这座城市城防薄弱,其城墙低矮,且没有护城河;然而谢尔库赫组织起严密的防御,三个月中岿然不动。随后,在10月阿莫里收到了努尔丁于哈来姆和巴尼亚斯获胜的消息,他急忙协商在埃及停战——拉丁人与叙利亚人均和平地撤回故土,沙瓦尔保住了对开罗的控制。

此后的数年中,谢尔库赫据说对入侵埃及计划念念不忘。到了1167年,这位库尔德将领已集结了一支推翻沙瓦尔的入侵军队。谢尔库赫如今行事越发具有独立性,尽管努尔丁派遣了几位将军伴随他左右,但埃米尔显然并不喜欢攻打埃及的计划。一位大马士革宫廷新星、谢尔库赫29岁的侄子尤素夫·伊本·阿尤布(Yusuf ibn Ayyub)也加入了这场战役。尤素夫以努尔丁宠爱的马球球伴而闻名,可能经历了1164年的哈来姆战役并在第二年被任命为大马士革的“谢赫纳”(shihna,相当于警察首长),在任上他赢得了严格执法的名声)。

1167年1月,谢尔库赫率军越过了西奈半岛。这一威胁促使沙瓦尔再度向巴勒斯坦求援,他孤注一掷地向法兰克人开出了400000金第纳尔的天价。阿莫里如期于二月进入埃及,北非又一次成为了穆斯林叙利亚与海外之地间角力的代理人战场。3月,双方在巴贝恩(al-Babayn,位于开罗以南较远处)沙漠爆发了一场难分胜负的战役;后来,尤素夫在对亚历山大令人精疲力竭的围攻中展现了自己作为指挥官的才能。但无论是法兰克人还是叙利亚人都无法赢得决定性胜利。

与1164年如出一辙,谢尔库赫两手空空,蹒跚地撤回了叙利亚。沙瓦尔依旧掌权,最近的事件只是增加了法兰克人在该地的影响——阿莫里与维齐达成了一份后者上供100000第纳尔年金的新协议,并在开罗派驻了一位拉丁长官及驻军。埃及如今已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的附庸。然而努尔丁不但未因这次失败而惩罚谢尔库赫,反而授予他霍姆斯的控制权并赐给尤素夫·伊本·阿尤布阿勒颇周边的土地。就目前而言,至少大马士革领主热衷于将两位库尔德指挥官的精力引向叙利亚事务,把他们留在身边以阻止任何自立门户的倾向。

倘若阿莫里没有过分高估自身力量的话,考虑到谢尔库赫对埃及野心遭受的严重挫折,上述情形或许会持续下去。多年来,国王一直试图加强与拜占庭的联系,一定程度上让希腊人加入对北非的入侵,这一外交策略在1167年8月末结出了第一个果实:他迎娶了曼努埃尔皇帝的侄孙女玛利亚·科穆宁娜(Maria Komnene)。双方讨论了发动联合远征的详细计划,提尔的威廉作为皇家特使被派往君士坦丁堡以敲定条款。然而,等到他于1168年秋返回时,阿莫里已经采取了行动。阿莫里过于急躁,希望一人独享荣誉和埃及的财富,而没有耐心地等待与拜占庭帝国的协作,这为日后耶路撒冷王国与拜占庭关系恶化以及对埃及的丢失埋下了种籽。阿莫里在医院骑士团的大力援助下,于10月末发动了一次奇袭,从亚实基伦出发进攻比勒拜斯。这座城市仅仅在几天后便陷落了(11月4日),法兰克人进行了血腥而贪婪的劫掠,仅饶过了少数平民并纵情洗劫。

阿莫里与拜占庭公主玛利亚·科穆宁娜成婚

但在开门红之后,拉丁人的攻势被瓦解了。阿莫里原本希望一次凶猛的袭击会粉碎埃及人的抵抗,然而实际上,他对与开罗停战协定的背弃以及法兰克人在比勒拜斯暴行的冲击令尼罗河区域穆斯林的抵抗越发坚定。雪上加霜的是,国王现在放慢了入侵的步伐,或许是相信沙瓦尔维齐将很快投降,国王被新提出的贡赋以及讨价还价拖延了时间。事实上,1168年末国王的整个战略是可怕的误判。他以为1167年的事件已在开罗与大马士革之间打下了不和的楔子,思忖沙瓦尔将孤立无援、岌岌可危,但他低估了埃及大维齐的外交手腕以及赞吉王朝的野心。

很快,赞吉王朝的援军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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