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聚宝盆》中，极富有传奇色彩的明初商人沈万三由于遭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厌恶，结果被朱元璋下了一个套子，不但家产被抄，还被发往边境戍边。

虽然沈万三曾经还出钱犒赏过朱元璋的军队，还帮他修建了城池，但这些非但没有让他赢得朱元璋的信任和喜爱，反而招来朱元璋的厌恶。说到底，朱元璋厌恶的并不是他沈万三，而是他商人的身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明史·后妃传》

虽然这件事只是个例，譬如当年刘备起事的时候就得到中山富商的资助，得到许多马匹和钱财，也不见说刘备对这些商人深恶痛绝。不过从朱元璋的身上我们确实能够看到古代商人地位普遍不受待见的现状。

老话不是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吗？古代读书人地位之高，因此得到了一个“学老爷”的尊称，谈到这里我想起一个趣事，在《北洋裂变》中谈了五四运动时期这么一件事。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从读书人地位的高，与商人地位的低，实际上我们就能看出古代社会伦理的取舍，以及一些现实的考虑。

早在先秦时期的商鞅著作《商君书·农战》中就描述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这句话指出了“自然经济”时代，古人已经意识到农业乃国家之根本，但并不是说古人没有意识到发展商业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商人的社会地位低是因为商人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没有受到推崇，但这并不代表商人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古人之所以会限制商业的过度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出于对社会稳定伦理的考虑

晁错在《论贵粟疏》就指出说“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实际上刻画的正是商人“多奸诈，好机术”的性格特点，古人认为如若不对商人加以限制，会使其扰乱社会秩序和道德；

譬如商鞅在《商君书·垦草》中叙述道“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

可见，由于商人“重利轻义”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社会秩序的稳定，那么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当然宁愿放弃商业经济而换取长治久安的统治，所以形成“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的统治意识。

为了进一步阐释“不尊农”的后果，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继续阐述说“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从这段资料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梳理出它的内在逻辑，即说客、商贾、手工制造者这些都不是“人类所必须的生存资料”的生产者，但是却可以通过技巧性的手段迅速获得生存资料，由此就会造成人心浮动，人人不思务农之本，进而导致国家的混乱和弱小。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苏秦，他是一个说客，凭借出色的辩论能力说服六国达成合纵之约，从而身兼六国宰相，可谓达到了人臣之极，这就是商鞅所说的“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为了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重农仰商”实际上又有它的现实考虑，从另一方面来说又限制其它方面的发展，譬如商业、科技等等。

另一方面，由于古代特殊的社会伦理观点也让商人的地位相对偏低，在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年代，投机的商人自然不会取得较高的社会名声和地位。出于稳定国家统治的需求

我们都知道美国、韩国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看似很民主，其实都是受到大财团的控制，没有大财团在背后支持，一个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可能被选为总统。从这一方面来看，“重农仰商”的政策实际上也展示了古代统治者不愿权力被任何人挟持的专制思想。

“重农仰商”这一自然经济时代的基本国策的拟定并不是因为古代粮食不够吃，所以需要大力发展农业，尽管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生产力低下和“靠天吃饭”的缘故，古代的粮食一定程度上确实不够吃。

但是“重农仰商”的基本国策的形成却并不是基于这一点的考虑而出发，《商君书·农战》形容说“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

这话的现实考虑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做农活了，个个都去做生意，去做官了，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像古代本身生产力就落后，加上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官员的工资都是拿粮食来结算，再者行军打仗都需要大量的粮食，那时候又没有进口的说法。

因此就必须得限制商人的过度发展，让老百姓安安心心的种地。

所以形成“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的政治动机，这所谓的“圣人之治”实际上正犹如《道德经·第三章》中所描述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但“重农仰商”并不是一种无为之治，其恰恰是建立在为了更好管理社会以及有利于统治者的基础上，在自然经济时代农业无可争议的是国家产业主体，那么农民无疑就是生产经济的主力群体，作为生产者，那么农民的社会地位必然要比并不作为第一生产者的商人要高，这一点连手工业也莫不如此。

从另一方面来说，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重农仰商”的形成，与欧洲诸国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不同的是，由于地处东北亚腹地，拥有广阔的内陆土地以及温和的气候，再加上封闭的地理，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古代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

譬如乾隆皇帝就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其实这个还真的不能怪人家乾隆说目光短浅，毕竟清朝的疆域确实大，完全可以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这也就不难怪乾隆为什么不想和外国人做生意了。

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直到明清依然没有改变，秉持着地大物博的观点，历代统治者并不谋求从海外贸易中发展经济，因此“海禁”的发生并不全然是为了禁止海外贸易，其本质原因还是加强统治者在沿海一带的稳定。

为了这种统治所要求的稳定，统治者宁愿放弃商业经济上的巨大利益，从而换取稳定的统治环境，晁错就在《论贵粟疏》中指出说“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在古代有一大批官吏群体比较清醒的认识到了社会现状，绝大部分都支持“重农仰商”的国策，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在“自然经济”时代，土地就是一切，既是民众，也是国家的根本。

所以在“自然经济”时代又有一个长久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即土地兼并，这也是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应该说是“重农仰商”催生的副作用。故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论述说“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我们可以发现商人之所以不受重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第一生产者”，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持续不停的战争其本质就是“利益的再分配”，观察每一个朝代的兴衰就会发现，每一个朝代在建立之初其制度法理都十分清明得体，对待农民也会采取轻徭薄税的政策，而随着王朝到了后期，上层统治者向下层阶级的剥削就会越发沉重，社会利益总体集中在金字塔顶端，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均最终造成了古代王朝陷入了死循环。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从来只听见农民起义，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商人起义，所以这个现象揭示的是在“重农仰商的自然经济”时代，农民作为国家经济的主体，虽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获得了较高的地位，但实际上面临的情形却是——成为剥削的主体。

所以，商人的地位虽然看似低了，但是却获得了实际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在汉代甚至出现了官方认可的卖官卖爵的现象，《史记·平准书》形容这一情形说“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司马迁使用春秋笔法对此行径表示了隐晦的批评。

晁错对这一现象看的比较透彻，他在《论贵粟疏》中描述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可见统治者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提高了农民的地位，但是却并没有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实际权益，也就造成了商人虽然地位低，但是却在世俗社会里备受尊崇。

实际上这是古代统治者没有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采取“重农仰商”的国策，但是数千年来农民受到的沉重剥削却从未改变，也成为历代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商人在古代的地位之所以低下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古代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二是出于统治稳定的考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