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轻佻”至极的宋徽宗，“权阉肆虐”，宰相也需谄事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喵喵阐史，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宋徽宗。宋哲宗的少年期在隐忍中度过，眼见祖母高氏尽用旧党元老，尽废父亲成法，他对于父亲新政事业的崇慕之情却日甚一日。不过高氏是将门出身，且老而弥辣，积威之下，幼君噤不能声，苦等八年。终盼到高氏辞世，哲宗亲政，可以实现自己的主张了。半年以后，布置停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颠覆了朝中格局，逐出旧党，复用新党，尽复熙宁、元丰之政，并重新开边，表现得比他父亲更为果敢。

宋哲宗宋徽宗继位

可惜天不假年，仅过了六年多，二十五岁的哲宗崩殂。其弟赵佶继立，是为徽宗。哲宗的皇位和革新事业，都由徽宗继承下来。但革新走样了。它在熙宁年间，纯粹是为了“富国”的目的而发动，赞成和反对革新的两派，也是为国是而争。而到了徽宗朝，虽“富国”的旌旗招展，旗下却站满了不择手段牟取私利者。后来徽宗退处太上皇之位，有大臣向钦宗指斥他：“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以“国”的名义掠取私人的财富，这本就是王安石“抑民豪夺”政策的初衷，在徽宗朝，民间财富加速流向官府，终导致官民的严重对立。但即便在财富大量流入之时，“强兵”的目的仍未实现。

宋徽宗

对于内政上的这些不良迹象，徽宗显然毫无认识，他看到的是，国库之充盈，已达到古来帝王不敢想象的程度，他的军队在西北战线占据了优势。国已富，兵已强。有此认识，便很自然地产生了做大事业的想法。现实又鼓励他实现抱负：“兄弟之国”大辽，在立国两百年之后，终于走上了末路，在新兴的金政权的攻击下，分崩离析。澶渊之盟以后若隐若现的大一统情结，在徽宗心中泛起，他与少数大臣和宦官互相激励，开始策划比灭夏更宏伟的事业——灭辽而收复幽云，遂与金政权缔结“海上之盟”。

檀渊之盟

但对幽云用兵极不顺利，充分证明了徽宗对于本国国力的信心是没有凭据的。缺乏实力保证，宋与金的关系逐渐陷入不利的境地，穷于应付的徽宗，试图以诡谋来改善形势，却给金以“背盟”的口实，引来两次南侵，国破身虏。置之于近一千年的大势中，则中原对北族的形势，在北宋末靖康年间突然恶化，且形势难以逆转，直至蒙元占领华夏全境。

靖康之耻端王轻佻

哲宗、徽宗性格上有较鲜明的差异。哲宗在神宗灵柩前即位，祖母高氏向群臣推介说，冲龄的小皇帝“绝不好弄”。意即稳重、不顽皮。反之，哲宗去世之时，向太后（神宗皇后）与宰相讨论继位人选时，倾向于立哲宗的异母弟端王赵佶，宰相章惇直截了当地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建议立哲宗同母弟赵似。对向太后来说，哲宗和他的兄弟们都是庶出，和她的关系都是那么远，但她和高氏一样，坚决反对新政，大约也怕赵似继位，继续推行新政，希望新皇帝和哲宗的距离稍远些。向太后的提议获得知枢密院曾布的赞成，赵佶得以继立，即徽宗。

章惇为这句话付出惨重代价，不到一年，由宰相贬为雷州司户。不过他确实慧眼识人，大概没有一个词比“轻佻”更能刻画徽宗作为一位政治人物的特征了。《宋史》称其“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这是“轻佻”的最直观表现。他好文辞擅书画，但这对他做皇帝并无帮助，反而使他乐于拔用自甘作“清客”的无行文人。如李邦彦“善讴谑，能蹴鞠，每缀街市俚语为词曲”，竟秉国政，人称“浪子宰相”；蔡京先以书画见幸，又以青词固宠，前后任宰相十五年，二人于徽宗、钦宗朝的政治，为害甚烈。徽宗对奇花异石感兴趣，又致朱勔以“花石纲”之名搜刮东南，扰乱民间，直接导致方腊起事。当时所谓“六贼”，其中童贯、李彦、梁师成三人为宦官，蔡京、朱勔二人是他的艺术同好。他的风雅，若就其对国事之影响来看，恰是“轻佻”的同义词。

蔡京书法

徽宗的“轻佻”与北宋末政局更为直接的关联，是他好夸饰，喜更张，行事任情，过度自信，对形势总是作过分乐观的估计。《宋史》的评价是“恃其私智小慧”，意谓自作聪明。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受惑于蔡京“丰亨豫大”之说，深信天下已富足，可供他恣意挥霍。从开封所储钱物之数来看，官府确实丰裕。徽宗朝在神宗、哲宗所建府库之外，复建大观东、西库，宣和库，收贮钱、金银、细软、香药，仅贮钱的西库就一度储藏三千至四千万缗。

徽宗铜币

而北宋末年靖康元年（1126）底，开封仅绢一项，便有一千四百万匹。蔡京向他报喜，仅是钱币即有五千万缗，国家已富到极点，可以备礼制乐，以宣示皇上之功业。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以“九鼎”为首，徽宗朝仿造先秦青铜彝器，以拟于上古贤君；建明堂，修方泽，以通于天地；加之以崇道，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是欲重新构建神祇体系，并在其中为自己寻找这些穷工极巧、体现了时人最伟大的想象力的器物和景观，是徽宗的虚诞狂妄的产物。

徽宗瑞鹤图

但他并不仅仅追求虚的一面，责任感驱使他去牢牢控制权力。由于具备艺术家的想象力和自由精神，他不愿像“祖宗”那样努力去控制权力的边界，更不会着意重建“异论相搅”的政治氛围。他不循皇帝与三省、枢密院共同决策的成例，诸事喜欢“出自圣断”，以私意发下“御笔”，且要求坚决执行，不许臣下拖延，更遑论抵制，所谓“稽留时刻者，以大不恭论，流三千里”，臣下也无从稽核御笔的真实性。这不仅为宦官和个别权臣假借其名义发布命令开了方便之门，更破坏了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将徽宗一朝的政治运作推向偏执无度的境况。

徽宗书法

他所器重的人，除了善阿谀、会玩乐的清客型文人之外，尚有精于聚敛的“能臣”，如吴居厚；又有深具豪侠气质的文人，如王黼，都位至宰辅。然而他最为信任和依赖的却是宦官。北宋称得上“权阉”的宦官，基本上都出在徽宗朝。童贯、梁师成、谭稹、杨戬、梁方平、李彦，或敛天下之财，或总天下精兵，以致权倾天下，外廷之宰相，也需谄事宦官。总结

撇开对于宦官的道德评判，这样的状态也是畸形的：在没有“权阉”传统、所有重要国家事务都有相应官员和机构负责的宋朝，宦官的重要性达到如此程度，这只能说明，徽宗不习惯与士大夫合作。他所重用的官员，基本“素质”是善于迎合。但即使是这样的官员，他仍觉得用起来不如宦官那么直接、有权威——尤其是兵事，可不是文官能担当得起的。一个缺乏政治智慧的君主，又追求绝对的权威，直接的后果便是败坏旧有的稳固秩序，成为孤家寡人。正是这样一位“轻佻”的皇帝，导致亡国的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