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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就确定了以法治国的方针，并且形成了较好的法制社会环境。在统一全国后，由于各个诸侯国家并不是都像秦国那样实施以法治国的方针，这就必须确立一种划一的治国方针推行于全国，嬴政选择的当然是在秦国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以法治国的方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史记》

嬴政推终始五德之传，并认为秦是水德，由此可以看出《吕氏春秋》也即是吕不韦对他思想的影响。因为《吕氏春秋·应同》曰:“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见祥乎下黄帝之时，天先见大大蝼，黄帝曰土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尽管赢政承袭了《吕氏春秋》关于五德终始的学说，但是，他却没有继承《吕氏春秋》关于以德治国的思想。《吕氏春秋》有《上德》篇，专论要德治国。其开宗明义就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卢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故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乎四海，东西南北，极日月之所烛。覆地载，爱恶不臧，虚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敌，而不知其以然，此之谓顺天。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谓情。故古之人身隐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说通而化奋，利行天下而民不识，岂必以严刑厚赏哉！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

《吕氏春秋》

但是嬴政并没有接受《吕氏春秋》的这种思想，而是坚持国原有的以法治国的方针，故秦始皇二十八年的刻石颂辞就有:“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二十年的刻石颂辞中有“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嬴不仅将以法治国的方针推行至全国，而且，他还利用五德终台学说，为以法治国的方针寻找到了理论根据。因为秦代周而兴，是为水德，水在阴阳五行学说中其性属阴，刑与德二者，为阴，德为阳。既然秦为水德，那治国的方针也就必然要与水德相配合选择刑法，而不可选择与水德不相配合的德义了这可是嬴政在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一大创造发明！

商鞅 绘图

以往的法家无论是商鞅还是韩非，虽然主张以法治国，其理论根据都仅仅是救世，正如商鞅所说:“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荀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变法只是为了富国强兵，不免带有十分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而缺少有力的理论证明。而赢政利用五德终始学说为秦王朝以法治国的方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这就使秦王朝的治国理论与其实践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因此，秦王朝推行法治就更加理直气壮，更具有理性的色彩。但是，后世的人往往把秦王朝迅速崩溃的原因归结为其唯法是用，不施德政，如贾谊的《过秦论》就认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

韩非 绘图

其实，秦王朝之迅速崩溃，并非是其推行以法治国方针的错误，而是不知爱惜民力，一味征发徭役、兵役，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的秩序，严重地激化了阶级矛盾的缘故。但是，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正由于嬴政为秦王朝的以法治国的方针找到了理论根据，也使其更加迷信于法治，认为只要采取严刑峻罚，采取高压统治，就可使天下的臣民慑服而不敢反抗，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其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吕氏春秋·察今》曾指出:“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嬴政 绘图

吕不韦正是十分敏锐地察觉到秦国在以法治国的方针指导下所潜在的危机，所以才如此地强调“守法而弗变则悖”，呼吁在“世易时移时，必须要变法，并且还提出了变法的具体措施，这就是要将秦国的以法治国的方针改变为以德治国的方针。而嬴政在统一全国后的世易时移的社会背景下，却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与胜利者的包袱，他为以法治国的方针寻找到了理论的支持，就使他既不可能对这一方针进行认真的反思，更不可能对其进行必要的更改与补充了。

吕不韦 绘图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的历史与嬴政统一六国的辉煌成就，使嬴完全沉醉在胜利者的喜悦之中，历史与现实都不可能使赢政对既往的治国方针的正确性产生怀疑，而只会增强嬴政将既往的治国方针推行于统一的大帝国的信念。因此，他为以法治国的方针寻找到了理论的支持后，就使秦王朝的政治实践产生了理论的误区，使其在实践中产生的错误更加不易纠正不仅嬴政本人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就连秦二世在社会矛盾已经激化，他的臣下们向他提出了谏诤的情况下，他还引用韩非的论述来反驳臣下们的进谏，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直到秦王朝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走到了尽头，才使汉代的统治者从中接受了教训。因此，我们说，嬴政虽然在秦王朝的治国方针方面有理论的建树，但是，他的这一理论上的建树却给秦王朝带来了不可挽救的灾难，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理论误国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