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展出246件红山文化出土文物

遥望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绚丽日出

光明日报记者 刘勇

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消息：“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找到新线索，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考古学界推断，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展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33年后，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断深入，以及黄河中上游、东南沿海、江汉平原及辽西等地考古成果频出，尤其是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后，五千年前中华大地“满天星斗”的文明盛景已越来越清晰。

10月16日，汇聚辽宁、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安徽、河南、山东等省区历年重要考古成果，展现红山文化完整脉络和独特内涵，揭示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重要作用的精品文物大展“又见红山”，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

牛河梁神庙全景 资料图片

“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

走进辽博一层1030平方米的“又见红山”展厅，246件石器、陶器、玉器将人们带回新石器时代。其中，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藏148件，外借98件。展览分为序厅和四个单元，次第展示红山人生产与生活、祭祀与崇拜、以玉为葬及红山人的玉石之路，不仅让观众领略到中华五千年前的艺术高峰，而且望见中华文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之外的又一个源头。

玉玦形猪龙、玉C形龙、玉勾云形器、玉斜口筒形器、玉人、玉凤……这些精美的玉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西辽河流域的辽西蒙东不断出现，甚至广泛流传海外。然而，由于文物过于唯美精致，很少有人敢把它和红山文化联系在一起，甚至考古学家都曾错将它们视为商周乃至汉代的文物。直到1984年8月4日，考古学家发掘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发现该墓主人头下枕着一件马蹄形玉器，胸部放置一对玉猪龙，这才相信，如此精美的玉器，是5000多年前红山先人的杰作。

玉C形龙 资料图片

红山文化最初于20世纪初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发现并被命名，但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则是在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与凌源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先后主持过东山嘴、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的郭大顺告诉记者，该遗址不仅有积石冢墓群，而且有庙宇和祭坛，特别是女神庙和以女神庙为中心维系着四周50平方公里内外众多冢坛的遗址群，形成了有组合、成布局的有机整体，体现出红山文化的宗教信仰已具备完整体系；与建筑址相配套的是规格甚高的玉人、玉龙、玉凤、玉龟和彩陶祭器；普遍出现的中心大墓体现了社会结构已出现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所以说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实证。

198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为牛河梁遗址题词：“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

玉玦形龙 资料图片

敬天法祖、崇玉尊龙，是中华文明最鲜明的“胎记”

或是由于气候原因，或是由于过度的大兴土木和频繁的祭祀活动透支了财力，已进入“古国”阶段的红山与良渚一样盛极而衰，逐步走向消亡，但不断出土的考古遗存、绵延不绝的传统习俗，以及流传至今的建筑理念，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这方红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源头地位。

——穿龙袍，舞龙灯，赛龙舟，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是龙的传人。但最早的龙起源在哪？“龙出辽河源”，郭大顺告诉记者，虽然在中原和南方等地区也有早期龙形象出土，但辽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期的龙时间最早，类型最多，序列最完整。七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遗址中心部位，发现了用石块摆塑的长达19米的龙形堆石以及筒形陶罐上浮雕的盘龙和行龙纹。距今6000年前的赵宝沟文化，陶尊上刻画的“四灵”纹是猪头龙、鹿头龙和鹰首龙组合。“红山文化玉器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开端”，山东省海洋经济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鲁美妍认为，史前的红山先民，已经萌发了建立文化认同的初浅意识，玉器在此承担了重要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标志物的角色。红山文化玉器中最著名的C形龙和玉猪龙就是这种认同标志的经典造型。

玉龙凤佩 资料图片

——在北京城南，离紫禁城不远，有一座恢宏的建筑——祈年殿。在它南面，是汉白玉栏杆筑起的三层祭坛。串缀起两座宏伟建筑的，是一条长360米、宽30米的神道，其他建筑或在这条中轴线上，或沿这条中轴线左右对称、顺序铺排。这就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天坛。神奇的是，这种三层起坛、天圆地方、沿中轴线左右布局的建筑理念，早在5000年前就已出现。日前，记者来到北京天坛皇乾殿，见展出的多张中国历代祭祀建筑址图片，第一张就是牛河梁祭坛。这是500多岁的天坛对于5000年前祭坛的一次“认祖追宗”。比这种建筑理念更重要的是，5000年前的红山人就已经形成了祭天地、拜祖宗、敬天法祖的传统，而这恰是中华文明最鲜明的“胎记”。

为此，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直根系”概念。所谓“直根系”，就是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不仅具有初级文明诞生的基本要素，还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陶人形壶 资料图片

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中国有没有五千年文明史？

由于受西方文明起源 “三要素”（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和金属的发明）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对此见解不一，理直气不壮。有知名学者多次谈到“上下五千年，是文化；3700年，是文明。”

可喜的是，随着全国各地考古发现的逐渐增多，文明起源探讨的不断深入，目前业界基本已达成共识：一是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即承认苏秉琦提出的“满天星斗”说。二是文明起源的标准不限于西方的“三要素”，更重视结合中国自己的实际，如城墙和建筑基址，特别是礼仪性建筑。

中国文明起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内蒙古赤峰学院于建设教授指出，“由巫而王”“由祀而礼”可能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从氏族迈向文明和国家的独特之路。这不仅是红山文化，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国家自然资源部国检中心特聘专家史永对比中西方文明进程后提出，领先进入所谓文明阶段的两河流域和埃及等地，由于人类本身无穷欲望的驱使，对外发动大规模征战、对内则钩心斗角，因为战乱死伤的人数成几何级数增长，这一切都和文明的本意背道而驰。反观地处东方的中国各文化区域，大家具备一种共同的信仰，即信奉天地、敬仰自然，最终形成了一股极具凝聚力的社会联结，发展出一种非常有韧性的“中国精神”，这不正是中国文明能够持续至今的最重要原因么？这种“与世无争”的状态造就了中国大地“满天星斗”“多点起源”，发展出祭祀体系和礼制社会。

“所以，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特别是五千年文明起源时，只要不自设禁锢，而是立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自身特点，立足于与中华传统的继承关系，立足于文化交汇的推动作用，就会对红山文化在中国文化和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更深入的理解，谈中国五千年文明起源就会理直气壮，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和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郭大顺说。

据悉，本次展览将从10月16日持续到2020年1月16日。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17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