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清圣祖康熙皇帝第四个儿子，大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三任统治者。雍正夹在功业显赫的康熙和乾隆之间，一般都认为他只是承先启后的过渡皇帝。

雍正在位十三年，对清廷机构和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耗羡银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立军机处，创立秘密建储制等。正是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这样一位励精图治、致力于富国强民的皇帝，应该给一个“好人”的评语。

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却只得到一世恶名，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民间传说，最集中的是他“改诏夺位”、“骨肉相残”、“不得善终”三大恶名。从登上皇位，就传闻不断，说他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民间流传关于雍正的死因有很多，有说是被吕四娘（吕留良遗孤）谋刺死的；有说被宫女缢死的；有说服丹药中毒而死或中风而亡；更有甚者说其是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众说纷纭的死因，其实正反映出雍正登基后面临的现状。

可一个公认的事实却是：雍正是封建王朝中最为勤政的皇帝之一，在位13年国库从接手时的所剩无几到卸任时的国富民强，老百姓的安居乐业（雍正在位期间没有一次大规模農民起义），极力整治吏治建立了健全的领导和监督体制。

雍正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欠，也因此得了贪财的恶名。

在康熙统治后期，清朝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一方面叛乱此起彼伏，剿而不灭，用去大部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朝廷内贪污成风，大小官员多以“借款”为由，私自动用国库银两竟高达上千万之巨！借了钱，又不还回来，这就造成了国库的“亏空”。国库里没有银子，就得增加赋税向老百姓要，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下旨“永不加赋”。国库只存银七八百万两，而又不能“加赋”，这就是雍正接手时的财政现状。

雍正为了维持大清帝国的运转，把眼睛盯在了“亏空”上，要把官员们欠国家的钱收回来。雍正决定从整顿吏制开始，钱粮亏空主要出在官吏贪污上。于是雍正下第一个法令，就是下达全面清查积空钱粮，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并责令所有亏空三年内全部补齐，不许派于民间。

雍正给出的政策是：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雍正这一出手，动静可真不小，他用“杀威棒”彻底粉碎了下面官员“走过场”的希望。当查出主管财政的户部有亏空，而且亏空达二百五十万两时，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另外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做过内务府主管，结果内务府也有亏空。当时全国上下都看着这件事情，如果这笔钱追不回来，那清欠将就此不了了之。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雍正向这位十二弟下了手，最后为了还钱履郡王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但雍正也因此落了个刻薄的恶名。

雍正还下令：“丝毫看不得往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

清欠一事可以讲“事关根本”，成功与否决定了清朝能否安定、安全，也正是因为如此雍正才大动干戈。但是由于他近乎“不近人情”的高压政策，深深得罪了各级官员。应该讲这件事情是影响到雍正整体评价的关键因素，他犯的非“民怨”而是“官怒”。

雍正不仅仅得罪了当官的，更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文字狱在雍正朝尤其严重，他因此落了个好谀任佞的恶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曾静案。雍正六年，儒生曾静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让他的徒弟张熙去找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劝岳反清，结果被岳钟琪给举报了，曾静因此入狱。虽然曾静策反没能成功，但他已经成功了，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笔，而且更让雍正着实加了一条罪状，也使雍正得罪了天下读书人。

雍正得罪的这两批人，官员和文人，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眼睛和舌头，他们“看到的”和“所说的”，很快就被老百姓复制、传播。

雍正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

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而且批复都以红砂朱批，这说明不是找人代笔，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著名作家二月河曾如此评价雍正：“康熙、唐太宗，还有秦始皇这些勤政君主，没一个比得上他的。”可这样一个“一心为公以天下计”的皇帝，无论是在位的时候，还是身后都留下了恶名。

雍正曾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了一段流传后世的君臣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实际上这对雍正又何尝不是呢？他一心想造福于民，却层层受阻，虽然取得了不少功绩，却免不了为当世和后世所恶。套用他自己的话讲，正所谓“做事易、成事难；成事易、守事难；得名易、保名难；保名易、全名难”。

雍正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摒弃了人情的束缚。在封建官场，所谓的处世哲学，其实就是一部人情学。这类学问虽然让一部分人在复杂的斗争之中得以明哲保身，却让很多人失去了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的机会。以结果看行为，雍正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整个国家社稷，为了黎民百姓。虽然在世时已经背负骂名，虽然他知道自己无力将自己的形象在百姓的口中和文人的笔下更改，但他依然努力地工作着，依然奋力地为了天下而不断得罪那些不得不得罪的人。

可喜的是，近些年对雍正的评价正在发生改变，人们正逐步开始转变对他的认识，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喜欢上他。雍正在后世所得到的认同向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