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铁马

随着后晋与契丹之间的外交摩擦的日益升级，战争一触即发。后晋天福八年、契丹会同六年（943年）十二月，契丹发兵五万入寇贝州。契丹此番进攻，几乎是倾国而出的全线进攻，一时间，太原、恒、邢、沧等州皆奏契丹入寇。

契丹大举进攻，石重贵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急忙遣使向契丹示好，“遣译语官孟守忠致书于契丹主，求修旧好”。然而，耶律德光的回复却是：“已成之势，不可改也”。显然，契丹就是要灭你国。

在战前一直好为激烈之言的景延广受命主持军政要务，但是，在战争之初的戚城之役中，他却“按兵不动”，“是时，诸将皆力战，而延广未尝见敌。契丹已去，延广独闭壁不敢出”。战争前后，景延广迥然不同的姿态一时成为风评笑话，时人谓之“昔与契丹绝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若是，气何惫也！"

景延广的表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石重贵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后晋君臣并无与契丹决战之心，其强硬立场更多是一种姿态。相反，契丹则决意将战争进行到底，实现其南下之夙愿。

后晋军队的底子也是代北沙陀集团，其军事实力也是能与契丹进行一番较量的，契丹入寇初期，并不是十分顺利。开运元年（944年）正月，契丹寇太原，刘知远与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合兵二万击之，“破契丹伟王于秀容，斩首三千级。契丹自鸦鸣谷遁去”。在二月的马家口一战中，“契丹大败，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亦数千人。河西之兵恸哭而去，由是不敢复东”。

石重贵

三月，契丹自澶州分兵，一支出沧州、德州，一支出深州、冀州而归。开运二年（945年）三月，在白团卫村之战中，后晋大军在李守贞的率领下，与契丹八万大军一战，“契丹大败而走，势如崩山”，后晋军“步骑俱进，逐北二十余里”。契丹败兵“铁鹞既下马，苍皇不能复上，皆委弃马及铠仗蔽地”。

耶律德光在此战中也极其狼狈，遭遇大败后，他“乘奚车走十余里，追兵急，获一橐驼，乘之而走”。白团卫村大败之后，耶律德光率军退至幽州，收拾残部，“以军失利，杖其酋长各数百”。后晋军屡战屡胜，契丹军屡战屡败，契丹军中弥漫着“恐晋”气氛。契丹在退军途中，常常“自相惊曰：‘晋军悉至矣’”。

后晋石重贵君臣自以为战场获胜，便可高枕无虞，“帝自阳城之捷，谓天下无虞，骄侈益甚”。石重贵一改石敬瑭低调务实的执政作风，更不知与民休息，反而“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

契丹人

契丹当然不会放弃南进，“契丹折翅北归，蓄愤愈甚，为谋愈深”，而石重贵“乃偃然以为无虞”，丝毫不知新的危机即将降临。开运三年（946年）九月，契丹三万大军进攻河东。刘知远败之于阳武谷，斩首七千级；张彦泽也败契丹于定州北及泰州，斩首二千级。

但是，在河北一带，契丹很快得手。开运三年（946年）七月，耶律德光指使其幽州节度使赵延寿及瀛州刺史刘延祚向后晋伪称投降，诱使后晋出兵接应。石重贵未辨真伪，即命杜重威、李守贞等会兵广晋(今河北大名东北)，甚至还将京师宿卫禁军全部调归杜重威麾下，企图取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州镇)，安定关南，进取幽州，荡平塞北。

石重贵重用的这个杜重威并非将才，“出于武卒，无行而不知将略”。但是，杜重威身份特殊，他是石敬瑭的妹夫，算起来是石重贵的姑父，为了避石重贵的名讳，还曾改名为杜威，他有着尊贵的皇亲身份。

开运三年十一月，杜重威率兵30万抵达瀛州城下。契丹将领高模翰早已引兵潜出城外，诱晋军交战，晋军偏将梁汉璋率2000骑追击，但是战败身亡。身为主帅的杜重威非但不出兵救援，反而率军退至武强。

耶律德光

杜重威主动退却，契丹大军得以长驱南下，沿易、定向恒州(治真定，今河北今正定)推进。面对契丹凌厉攻势，杜重威还想进一步南退。在撤军途中，杜重威部遭遇张彦泽率军返恒州，于是率军西转，抵达滹沱河上的中渡桥，而此地早已被契丹大军占领。

张彦泽率骑兵与契丹争夺此桥，契丹军焚毁中渡桥，于是两军只得隔滹沱河对峙。耶律德光派出别将萧瀚迂回至晋军侧后，抢占栾城，切断晋军的粮食补给线和退路。时至十二月，晋军将领王清主动率兵2000突围开道。但是，此时的杜重威早已萌生异志，暗中勾结契丹，图谋投降契丹，更企图援引契丹，谋求自立为帝。

杜重威有这样的想法也并不奇怪，正如王夫之所言，“石敬塘起而为天子，于是人皆可为，而人思为之。石敬塘受契丹之册命为天子，于是人皆以天子为唯契丹之命，而求立于契丹。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皆敬塘之教也。"

契丹大军

在杜重威的坐视之下，晋军王清所部全部战死，杜重威则以陷入绝境为由，举全军投降契丹。耶律德光许诺立其为帝，杜重威更是率军为契丹先导，协助接连占领了恒州、代州、易州。由于石重贵将京城宿卫军主力全部交给了杜重威，致使京城几乎丧失防御能力，形势已极度危急。契丹大军挥师南下，直趋汴梁。

开运三年(946年)十二月，也已经投降契丹的张彦泽引契丹兵进入汴京城，后晋遂亡。石重贵欲自焚殉国而未成，沦为契丹人的阶下囚。成为亡国之君的石重贵，被降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而后被契丹人押解，与太后李氏(石敬瑭妻、后唐明宗女)、生母安太妃、皇后冯氏、弟重睿及子延煦、延宝等全家举族北迁，踏上了亡国之君的流放之路。《新五代史》中记载了石重贵一家的流放路线：自幽州北行十余日，过平州，山榆关，行沙碛中。······又行七、八日至锦州，······又行五、六日，过海北州，至东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余日，渡辽水，至渤海国铁州。又行七、八日，过南海府，遂至黄龙府。

石重贵墓碑拓片

石重贵一家被安置的黄龙府，即今天的吉林省农安市。石重贵一家在黄龙府饱受凌辱，甚至时常断炊。开运四年（947年）六月，“契丹国母徙帝、太后于怀密州”，契丹述律后打算将石重贵一家迁至怀密州，即怀州，因辽太宗怀陵而得名。述律后之所以命石重贵等改徙怀密州，实际上是让他们到那里去替辽太宗守陵。

不久，契丹中枢发生权力争夺，“国母为永康王所囚”，述律后在与孙子永康王的权斗中失败了。成为辽世宗的永康王又将石重贵一家迁至“辽左之东京”，即今天的辽宁朝阳市。

到了后汉乾佑二年(949年)二月，石重贵一家又被安置到建州。辽国的建州，起初在今朝阳市西南木头城子镇，后来辽圣宗时期，建州治所迁至辽宁省朝阳县大平房镇黄花滩村古城址，位于大凌河之北。

据《旧五代史·晋少帝纪》记载，后汉乾祐二年春，石重贵至建州，“节度使赵延晖尽礼奉迎，馆帝于衙署中。其后割寨地五十余顷，其地至建州数十里，帝乃令一行人员于寨地内筑室分耕，给食于帝”。

1998年和2000年，辽宁省辽阳市的文物工作者先后在相关地区出土了石延煦和石重贵的墓碑，揭开了石氏家族流至东北之后的生活。根据《石重贵墓志铭》记载，石重贵在辽国境内生活了二十八年，卒于辽朝保宁六年（974年），结束了屈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