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现代中国佩代文坛的一颗彗星。

她的奇言独行，令人侧目，但她的一枝生花妙笔，正如胡兰成所言，是千娇百媚。

她的陨落，有如将星坠地，锵然有声。

张爱玲是一位天生的作家，她的作品确立了她在文学界的地位。但少有人知，为了生计，张爱玲还曾当过翻译，而她所留下来的翻译作品，都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

如张爱玲所言：实在没办法，就算是牙医的书，也要译下去。

一、刻意练习，英汉随意转换

张爱玲从小接受私塾教育，才华横溢。她的母亲黄逸梵曾出国留学，并决意用欧美教育模式培养女儿，因此，张爱玲的英文非常好。

中学时，张爱玲就读于圣玛利亚女校。这所学校，是当时有名的贵族学校，课本主要使用英文版本，任教的老师也多为英美籍。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道：“她的英文比中文好，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

后来，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学习了三年。这三年间，她并不急于创作，反而努力锤炼英文表达能力。因为刻意训练，原本只能读英文的张爱玲，渐渐达到能够在英汉两种语言间自由转换的境界。

从港大肄业后，张爱玲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不久再次退学。

此后，她开始为《二十世纪》撰稿，同时将其中的散文如《中国人的生活和服装》、《还活着》等改写为中文，收入《流言》。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改写，通常指的是，由深谙中英文的译者一人担当，译者存有较大自由度，是典型的“一文二作”。

这种改写，对译者的文学素养要求非常高，是典型的再创造的结晶。

《女装·女色》、《浪子与善女人》，这些都是张爱玲好友写的散文，而张爱玲则将其译为英文，先后发表在《天地》和《杂志》两刊。

与平实通顺的中文相比，张爱玲的英译，老到精炼又有几分俏皮，其间颇多佳句，深受读者好评。

二、张爱玲和《老人与海》

1952年张爱玲抵达香港。当时的香港，人口50万，想靠卖字为生无异于天方夜谭。

为了糊口，她只能替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翻译。

期间，她先后译有海明威《老人与海》、《睡洞的故事》、《鹿苑长春》等。

实事求是地说，张爱玲并不是对以上著作的翻译都投以极大的热忱。正如张爱玲自己坦言：“我对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

张爱玲对少有人间烟火的作品,存有较强地抗阻心理。但是生活的重担，已经让她没有选择的余地。她喜欢海明威，但译另几个人的作品则是“硬着头皮”做的。

她说：“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实在是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

而翻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她更坦言：“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谈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

因为不同的心境，张爱玲翻译出来的外国作品，在质量上呈现较大差异。当然，这种差异并非好与坏的区别，而是巅峰和较好的差别。

张爱玲很喜欢《老人与海》，认同其中罩染着的苍凉色彩和荒诞意味。张爱玲曾言：“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对照。悲剧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三、认真翻译每一部作品

张爱玲是个敬业的人。

当一个翻译者，翻译出了名气以后，常常会请别人代笔，可张爱玲始终坚持自译，甚至是再创作的那种自译。

语言与语言之间，是有差别的。正如中国的古诗词，直译成英文便惨不忍睹。

虽然是迫于生计，可张爱玲依然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

她翻译的作品，是以读者为导向的，用词符合读者的习惯，同时还能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

纵观张爱玲的翻译，她的不少作品，往往根据读者的需要，并用了多种手法。

如她将《海上花》不少部分删去不译，并且在注释中解释，这是为了满足西方读者需要。而在翻译《桂花蒸，阿小悲秋》时，原作约3588字并未翻译，因为其中大多为对西方人的负面描写，会引起读者的不快。

除了略去不译外，增译在张爱玲的翻译中也是频频出现。

如在翻译《桂花蒸，阿小悲秋》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张爱玲增加大量说明介绍阿小的丈夫。在涉及文化差异时，她往往也会在译文中添加说明。

改译，也是张爱玲惯用的翻译手法。

之所以改译，大多也是为了方便读者记住人物，理解人物性格。

当然，这一切与原作有区别，但并未违反作品的忠实性。必要的时候，她也会保留长长的修饰语，哪怕这在英语作品中是少见的。

比起形式上的忠实，张爱玲更重视实际上的忠实。

总而言之，作为一名作家，张爱玲担得起天才之名，作为一名翻译家，她同样算得上传奇。而她悲剧的一生，与她的作品恰是完美合拍的。

这种不完满，构成了张爱玲独一无二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