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永乐年间，苏州有个青年作家叫孙潼。孙作家年纪轻、精力旺，很容易做出些冲动的事情。这天，江苏巡抚周忱正在办公室喝茶，冷不丁见眼前站了一个人，吓了一大跳，定睛一看，正是孙作家，他腋下还夹着一个黄包包。

​周忱客气地问：“你有啥事？”孙作家倒也直接：“请你提拔！”说完，一层层打开黄包包，露出一本薄薄的册子。周忱还在发愣的时候，孙作家说开了：“巡抚大人，这是我花几年心血写成的一本治国之策，希望大人帮我呈送朝廷，如果皇上给我机会，我定会实现富国兴邦的宏愿。”

周忱差点没晕倒，但他也理解读书人的难处，遂热情答应，将孙作家的“治国之策”送给了明成祖朱棣。朱棣看过后，下了一道圣旨：“孙潼书法粗俗，令再习小楷。”

​没等来升官的好消息，反倒迎来兜头一盆冷水，的确是件很丢脸的事。但孙作家却从中发现了无限的商机—他拿着朱棣的批示，办起了书法培训班，每给人写一幅字，落款必题“钦命再习小楷孙潼”字样。

这种拿批示当招牌的事在明朝还不止一例。

​江南作家吴英犯了事，被皇帝钦批流放广西。钦命流放应该比写字歪歪扭扭更丢脸，但吴作家还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这段“无上荣光”的岁月。从广西回来后，他和孙作家一样，每每写字、写文后，落款必题“钦调广西人吴英”几个大字。钦命流放，就这样在吴作家的笔下成了“钦调广西”，成了光耀门楣的金字招牌。据说，打着这个不光彩的批示型招牌，吴作家的后半辈子活得很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