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南明弘光政权的重要人物列个表格，最著名的人物大概就是钱谦益和史可法。
钱谦益虽然著名，但他是反面人物。在殉国之时，居然说“水太凉”，还不如一个女人（柳如是）有勇气，留下千载骂名。
史可法则完全不同，他是以正面形象出现，并在城破之时慷慨就义，可谓铮铮硬汉。史书对其评价颇高，后世读者也称之为“民族英雄”。
虽然史可法的形象好地位高，但只要我们细细翻阅史书就会发现，史可法的历史形象非常复杂，绝不像史书和后世纪念那样一边倒的赞扬。比如顾城先生的《南明史》，就对史可法大加批判。
史书说史可法是文天祥转世投胎，这种说法一听就知道是后世附会的说法，这只是人们用这种方式，对史可法表示敬意。
史可法第一次成为史书焦点，是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的时候，他身为总理侍郎卢象升的副手，协助卢象升剿灭因饥饿而造反的流寇。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史可法依然在与流寇过招。后来居然还因为长期未立功而受到责罚，再加上他的岳父离世，于是史可法有一段时间处于离职状态。
回归朝廷之后，史可法调任南京兵部尚书，他发现军队许久没有进行训练，于是上奏八条改革意见，希望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通过上述史料，我们应该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史可法绝不是不知兵的人。在三年的战争过程中，就算是庸人也该磨炼出来了，更何况是史可法这样的进士及第，一等一的聪明人。
但是在南明弘光政权执政期间，史可法却并未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军事才能。
比如说阎应元，他防守江阴那么一个小地方，居然守了八十多天。史可法防守扬州这样的重镇，居然只守了五六天，就被大清攻破了城池。
看过我前几天文章的朋友应该对南明有了初步的了解，这就是一个由江北四镇捧起来的傀儡政权。史可法在没有根基的前提下，自然很难抵挡住大清的重兵围攻。
对于这一点，或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江北四镇之一的高杰曾积极支持史可法的抗清行为，可惜高杰被暗杀，从而导致史可法手上无兵可用。
这种说法的错误就在于，它高估了高杰对于局势的影响，更高估了高杰对自己部队的掌控力。
什么是成功的斩首行动？那就是杀死敌方首领之后，其部下树倒猢狲散；什么是失败的斩首行动？那就是杀死敌方首领之后，自己老老实实地给他陪葬。
比如说东汉末年，王允联合吕布诛杀了权臣董卓，结果呢？王允很快就给董卓陪葬了，吕布如果不是跑得快，也得给董卓陪葬。
比如说北魏末年，孝庄帝元子攸诛杀了权臣尔朱荣，结果呢？元子攸很快就给尔朱荣陪葬了，生前更是被折磨得如同乞丐一般。
以上两个事例，就是失败的斩首行动，就算成功击杀敌方首领，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们再看看成功暗杀了高杰的许定国，他的这次行动，其实也要算是失败的斩首行动。因为在第二天，高杰的部下就率军攻了过来，只要许定国应对不到位，立刻就得给高杰陪葬。
可许定国似乎也没打算抵抗，这位爷转头就投靠了大清。高杰残部怎么办？没办法。
没过多久，高杰残部也投降了大清，并作为开路先锋，为大清屠杀不愿剃发的南方汉人。
当时的局势是大清势力强于一切反对派，从这个角度来看，想利用区区高杰来阻挡大清，实在是有些异想天开。
还有人说，就算高杰被暗杀，黄得功又迅速赶来帮忙守城，可这时又发生了左良玉起兵造反（美其名曰清君侧）的事，使得史可法的抗清策略又破灭了。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左良玉，而在于南明弘光政权本身。
我在几篇文章中一再强调，南明弘光政权就是一个傀儡政权，他根本不具备独自行动的能力，只得依靠江北四镇。
作为一个实力远强于江北四镇的存在，左良玉能对这种情形心服口服吗？
如果左良玉不服怎么办？当然是造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左良玉造反并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他无动于衷才显得奇怪。
受江北四镇扶持的南明弘光政权，注定要受到大清和南方实力派的夹击，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史可法守不住扬州城，正是因为他无法改变这种客观事实。
当扬州城被攻破，大清开始屠城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南宋名将李彦仙。
李彦仙固守陕州，致使金国无法西进。当时的情形也很危急，潼关以东的地区只有陕州还在南宋手中，李彦仙甚至把家人全部弄到陕州城，誓与城池共存亡。
后来金国攻破陕州，李彦仙断臂逃脱，在逃亡途中传来了金军屠城的消息，自己的家人也没能得以幸免。
李彦仙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不禁大为悲痛，他说：“金军之所以屠城，完全是因为我长期坚守不降，所以金军用这种方式报复发泄，全城老百姓都死难了，我还有什么脸面苟且偷生呢？”说完就投河自尽，年仅三十六岁。
金人惜其才，以重赏募人生致之，彦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敌人之刃。”既而闻金人纵兵屠掠，曰：“金人所以杀伤过当者，以我坚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复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宋史》·李彦仙传
李彦仙为什么自尽？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李彦仙良心上过不去，认为自己的顽固害死了陕州城百姓，所以李彦仙不愿苟活；
一种说法是陕州被屠城，李彦仙回去之后不但要名声扫地，同样也难逃一死，所以李彦仙不愿苟活。
前一种说法源于浪漫主义者，后一种说法源于厚黑主义者，哪一种说法对？很难说。但在我看来，这两种可能其实都存在。
人类通过后天教化，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名垂青史的那个人，结果李彦仙把事情办砸了，他的愧疚完全可以理解。
人类也是动物的一种，也会在潜意识里抗拒未知风险。再加上自己家人悉数被杀（仅有一子存活），李彦仙失去了面对的勇气，也不是不可能。
当史可法面临城破命运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李彦仙？我不知道。但史可法所面临的局面，和李彦仙当时所面临的局面实在是太相似了。
当城破的时候，李彦仙完全可以用官僚手法撇清自己，因为他率众抵抗是忠于南宋。金军屠城的行为，既可以解读为久攻不破的恼羞成怒，也可以解读为野蛮民族的凶残狂暴。官字两个口，就看李彦仙怎么辩论了。
可李彦仙最终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事，反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控诉金军。
当城破的时候，史可法完全可以投降大清，毕竟大清此前一直在招降他，城破之后也希望他投降。即使将来面对故明百姓，史可法也完全可以用自己已经尽力的借口来推卸责任。官字两个口，就看史可法怎么辩论了。
可史可法最终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事，反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控诉金军。
史可法是非常典型的东林党人，经常看我文章的人应该知道，我对东林党人并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他们对于权力极度渴望，掌权之后又不干实事，整天就知道争权夺利，国家交给他们，怎么可能变得越来越好呢？
东林党人虽然不算好官，但他们的骨头很硬。在明清交替的那段岁月里，除了因“水太凉”而投降大清的钱谦益之外，大多数东林党人都选择了为故明殉葬。
我们可以说东林党人没能在朝堂上做出成绩，我们也可以说东林党人是一群只会内斗的权力野兽，但也必须承认他们的硬骨头，他们并没有丢失读书人的气节。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是清初思想家颜习斋的原话，用来为史可法勾勒形象，还是颇为传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