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魏征与唐太宗一直被认为是君臣相知的楷模，许多人认为这是「贞观之治」可以成立的基石，不过，政治场域中的角力，真的只是明君贤臣这么简单吗？
乱世：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朝代的兴替，对大部分的百姓而言，是一连串的战争与苦难，但是对不愿意遵循既有规范的野心家来说，混乱破坏了秩序，所有的政治军事集团都迫切需要人才，战乱产生的机会，可以让他们走上历史的舞台。
在6-9世纪的隋唐帝国，人被分成三个等级：贱民、平民与士族，在最高层的士族中，还有不同的等级，魏征出身的家族，大约在士族的中下层，他的父亲在北齐当过县令，在北周灭齐、隋又取代北周之后，魏征的父亲可能就失业了。我们不知道魏征几时失去父亲，他很早就必须自立，就像那些有才华却没有背景的人们一样，魏征期待自己可以脱离现在的状态、出人头地。
在史书里，关于魏征青年以前的事，只有短短的两行，说他做了道士、并醉心于纵横家的学说，当然，道士只是幌子，简单地说，他期待在乱世中作为参谋，贡献一己之力。于是，他开始了辗转天下的生涯，他先后换了几个老板，总是因为老板不尊重他的意见导致失败，最后，他投效了唐帝国的太子李建成。
李建成是唐高祖李渊的嫡长子，在后代的史书中，被描绘成一个心胸狭小的人。事实上，他从少年时代就独当一面，当父亲李渊前往北方的晋阳为官时，他带着其他的家人住在河东，暗地收买人心，即使是李渊的姬妾与庶出儿女们，也对这位嫡长子心悦诚服。在李唐建国后，他成为无庸置疑的太子，并承担了北面对抗外敌突厥的战线。
大约在此时，魏征投效了太子李建成，也得到了他的信赖，魏征很快地注意到，李建成真正的敌人并非突厥或关东的豪强，而是他的亲弟弟、战功彪炳又野心勃勃的秦王李世民，长此以往，李建成稳定后方的功勋将会被李世民所掩盖。
因此，魏征与东宫的幕僚们，趁着李世民在中原战线受挫之机，力劝太子东进，熟悉中原民情的魏征，替太子规划了一连串的举措，树立威信、收买人心，成功地建立了李建成宽宏大量的形象，暂时遏止了李世民藉由战功收取人心的攻势。
但是，在李建成兄弟双双回朝之后，东宫与秦王府的恶斗才真正展开，在这长达数年的兄弟阋墙中，李世民步步进逼，甚至诬陷李建成谋反。最后，在李渊的姬妾与其他儿子力保下，才使李建成逃过一劫，亦使李渊注意到李世民的野心已不可抑制。
东宫已是危在旦夕，魏征力劝李建成应当狠下心，除掉李世民，但是李建成并未采纳他的意见。或许是当了太久的长子，他仍期待在体制内处理问题，而情势看起来，也慢慢倒向了东宫……
唐高祖武德九年，老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将李世民送出权力中心的长安。眼看着即将失去一切的李世民，在六月四日的清晨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害了自己的亲兄长与姪儿们，东宫的官僚与士兵一度试图反抗，却功败垂成。李世民夺取了兄长的太子之位，不久就逼迫父亲退位，成为唐帝国的第二任皇帝，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唐太宗。
李建成是魏征所侍奉的第四个主子，武德九年，魏征已经四十六岁了，半生颠沛流离，投靠东宫的这几年，是他最受器重的一段时间，眼看着即将成为新君的重臣，但玄武门之变，改变了魏征的命运。他不知道的是，他与李世民的相遇，也将改变李唐帝国的命运。
良臣？忠臣？
身为东宫的重要参谋，魏征成为李世民最先问罪的对象之一。李世民是一个极其注意自己形象的君主，他并非完人却想让自己以完美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眼前与史书之上，他试图让自己杀害兄长的行为合理化，所以他首先质疑魏征等东宫群臣离间兄弟，然而，魏征却回答他「如果太子听了我的话，怎么会有今天的祸事呢？」
史书说，唐太宗素来尊敬他的才华，所以重用了他，成为这场君臣知遇的起点。
但是，当我们在观察魏征的话与他后续的工作时，必须注意一件事，那就是李建成虽死、东宫的势力却没有完全消散。当时的朝廷里，除了秦王府的班底之外，老皇帝李渊与东宫所提拔的官员仍然遍布着唐帝国内外，倘若一举根除，李世民将面对更大的动乱，因此，稳住局势、收拢人心才是李世民最大的挑战。
因此，魏征在唐太宗登基后，奉命前往河北安抚，在路上，地方官逮捕了东宫的旧部送交给魏征，而魏征释放了他们，以此昭示新君既往不咎。这个举措，与他当年替李建成在关东筹划的形象工程几乎是一致的。
魏征知道，他并不是李世民的亲信，他与皇帝并没有长久的信赖基础，此时，他已经年近五十，对他而言，李世民的信任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
因此，他十分卖力地提出各种建议来改进朝廷中的过失，在李世民登基的第一年，他奏报了两百多件事，以几乎每两天一件的速度拼命地工作。
即便如此，他还是免不了遭人检举结党营私，在调查之后，李世民知道魏征只是与他的亲戚们过于亲近，决定不过问此事，只派人告诫魏征应该要有分际、不可以随意。
数日之后，魏征告诉皇帝，他认为君臣之间应当只问公道、而不是遵循表面上的礼仪，李世民深以为然，随后，魏征郑重地表达了他在这新政权当中的位置。
「我希望做一个良臣、不是忠臣。」魏征如此说，当皇帝问他这两者的差异时，魏征回答：「良臣是自己能有美名、也能让皇帝受到后世称赞，子孙万代都能够享有福禄。至于忠臣，则是自身被害、君王也被认为是大恶之人，家庭与国家同样沦丧，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这段话，显示了魏征对他自己与对皇帝的期待。在他的观点里，委婉地隐藏着「良臣」对应「明君」、「忠臣」对应「暴君」的分别，他希望皇帝能接纳他的意见来调整施政的方向，让国家走上好的道路，从现代的说法，这是一个正向循环。但是，当我们细究他的话时，不难发现「美名」、「恶名」其实是在这段话中有很重要的关键，这对君臣的好与坏，表现在他们的名声上。
期待做一个良臣的魏征，与希望自己是个明君的李世民，终于在此时找到了他们的共同点：好美名，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含着珠泪跳恰恰：君与臣的攻防战
魏征与李世民之间的故事有很多，大多不脱魏征如何刚直不屈地劝谏皇帝，而皇帝一开始不愿意接纳、甚至回家跟老婆发脾气抱怨，在冷静之后或者其他人调解之后，皇帝才接受了魏征的建议，有了圆满的大结局。
这些故事都有一样的脉络，当我们仔细思考这些故事时，不得不替魏征捏一把冷汗，如果皇帝没有冷静下来呢？如果皇后没有调解成功呢？当一个理应被留在政治规范中处理的案件，必须以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来解决时，其实显示了这对君臣的关系并不稳固，至少，在其他一开始就追随李世民的臣子身上，极少看到类似的情况。
有一天，李世民请群臣吃饭，他对自己的妻舅长孙无忌说：「这个魏征，每次劝谏时，如果我不听他话，他就不肯执行我的命令，你们说，这怎么回事？」
魏征其实就在旁边，于是他回答：「我劝谏就是因为觉得这事不可行，如果我遵循了陛下的意思，怕这事就做下去了。」
「你是不会先答应下来，之后再慢慢说服朕吗？」李世民说，这个有趣的皇帝，竟然公然教臣子怎样阳奉阴违。
「舜告诉群臣说『你们不要表面服从、退下来之后才表达意见』，如果我表面答应了陛下，那就是『退下来才表达意见』了，这哪里是上古的贤臣们侍奉圣君的道理呢？」魏征这么说。
李世民听完，笑着对群臣说：「你们都说魏征粗疏无礼，我却觉得他妩媚得很呢！」
在许多人看来，李世民的这段话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魏征在他看来是「妩媚」呢？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就是魏征把历史学得很好，他并不用臣子应该如何刚直来说服皇帝，他说的是「这哪里是贤臣侍奉圣君的道理」，那么，说话的他自然是以贤臣自居，更表示了，他是以对待上古圣君们的标准侍奉皇帝。
这迂回而婉转的奉承，正是魏征与李世民的相处之道，如果大家有读过〈纵囚论〉，那么这种微妙的心态，或许就是欧阳修抨击的「上下交相贼」吧。
魏征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只有皇帝的信任问题，他是一个参谋型的人物，擅长分析，因此，在贞观初年，他除了劝谏之外，另外负责的是典章制度与史书的校定与编写，这些工作在其他臣子眼中，与实质的战功、行政能力是不能比的。
因此，当皇帝决定让魏征成为宰相中负责审核政策的门下侍中时，魏征自己也十分惶恐，甚至多次上表辞职，最后虽然让他离开了侍中之位，却仍让他可以处理门下省的政务。
在这个尴尬的处境下，有了〈十思疏〉，魏征必须在唐初这种崇尚实质功勋的环境下，以他的学养奠定他在政治理论上的地位。他成功了，在他的后半生，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他人生的终点，皇帝承诺将公主嫁给他的儿子，替他举办了风光的葬礼，在他死后，皇帝哀伤地说：「用铜做镜子，可以端正衣冠，以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朝代的兴替，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现在魏征死了，朕少了一面镜子。」
这么高的评价，对于这场君臣知遇的神话，看似个完美的结局。但是，就在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发现他从前推荐过的人不是谋反就是贪污，怀疑他在生前结党营私，而魏征习惯把自己的劝谏文章存档留底、还把这些文章拿给史官看，在乎名声的李世民更怀疑他是有意贬低皇帝、抬高自己，于是，收回了许嫁公主的承诺、并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作为惩戒。
直到后来征高丽失败，又想起了魏征的好处，于是再把墓碑树起来，只是公主早已嫁了别人。
魏征与李世民，都不完美，他们是两个需要掌声、需要被人肯定的男人，在政治场上你进我退地跳着权力的舞步、博取当代与后世的美名，或许这是一种虚伪，但是在贞观时代，这种对于名声的追求，促使他们往世人肯定的方向前进。
最终，成就了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