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历史之谜——一个经济学的答案》
作者：华说
曹操画像
在今日一般民众的心目中，曹操的形象相当负面，说得好听一点，是“奸雄”，说得难听一点，是“奸贼”，总而言之，是一个大奸大恶之徒。这印象的得来，大抵源自于《三国演义》。在这部传世的著名古典小说中，罗贯中将曹操塑造成为“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大反派。《三国演义》流传至今，传播既广且久，这形象也随之深入人心。京剧舞台上的曹操则有一张“大白脸”，无他，因为京剧脸谱以色彩表人物性格，白色喻意阴险、狡诈。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小说、戏曲对人之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谓大矣。留心教育者，于此实不可等闲视之。
这是小说、戏曲中的曹操，与真实的曹操无关。历史上的曹操雄才伟略，乃“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古人称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曹操既“立功”而又“立言”，三者有其二，古往今来能有几人？不止此也，曹操还写得一手好字。唐朝张怀瓘在其所著《书断》中，以“神、妙、能”三品排列历代书家，曹操跻身章草“妙品”八人之列，足见其草书的水平之高，亦登堂入室矣。
先说“立言”。中国文学史上，“三曹”有大名，此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也。曹操本人不仅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更利用其权势和地位，推动了建安文学的发展。刘勰和钟嵘都认为，建安时期文学的兴盛，与曹氏父子的倡导密切相关。“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心雕龙•时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诗品•序》）
曹操的文字朴实无华、不尚藻饰，一如其为人之性格。区区在下最喜欢的，是那首《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平实的文字，平静地叙述，呈现的却是吞吐日月、包容宇宙的绝大气象，非大手笔不能为也。清人刘继庄《广阳杂记》中有一段评论：“偶与紫庭论诗，诵魏武观沧海诗，‘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洪波涌起。’紫庭曰，只平平写景，而横绝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犹将见之，汉魏诗皆然也，唐以后人极力作大声壮语以自铺张，不能及其万一也。”真乃知言也。
当然，曹操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立功”。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曹操降黄巾、逐袁术、败张绣、灭吕布、破袁绍、斩袁谭、高干，击刘表、马超、韩遂；又降服乌桓、南匈奴、鲜卑，平定外患，一统北方中国。
雄豪并起的汉末，为什么是曹操最终在竞争中胜出，将对手一一击败，克成洪业？建安十五年，针对“不逊之志”的怀疑和指责，曹操发布《让县自明本志令》来表明他的心迹，其中有一段话道出了他为人处世的一个根本原则：“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曹操说得清楚，“慕虚名而处实祸”的事情，他是不干的。
是的，不慕虚名，注重实际，是曹操最大的性格特点。愚以为，正是这一点，让曹操对自己以及竞争对手面对的局限条件看得清楚，审时度势地制定战略战术，进而屡战屡胜，最终在群雄中突围而出，一览众山小。
且以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袁绍为例类比之。《世说新语》记载了青年曹操和袁绍的两则逸事，其一云：“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其二云：“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从这两件小事上看，曹操的机警和权谋远在袁绍之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是两人之间未来决战的一个暗示。
曹操与袁绍的生死决战，是在官渡。那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名扬百世。此战一决，北方的形势豁然开朗，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官渡之战中，曹操的部队到底有多少人，屡有争议，存而不论。这里要说的，是两军主帅的表现。曹操与袁绍的帐下，可谓谋士如云，曹操这边，以荀彧、荀攸、贾诩为代表，袁绍那里，则以田丰、沮授为首。那可都是一等一的高人，在战争期间各为其主，频出妙计。面对着这些计谋，两军主帅的表现可谓去之天壤。曹操善择良策：用荀攸计，斩颜良诛文丑，火烧袁绍运粮车；认为荀彧分析正确，于是放弃返回许昌的念头而坚守官渡；甚至，他还用了从袁绍阵营叛变过来的许攸的计策，偷袭袁绍部队的屯粮之所乌巢，袁军因此而大败。反观袁绍，对田丰、沮授所筹划的计谋，“不许”，“不听”，“不从”，“复不从”……其刚愎自用如此！《三国志》作者陈寿以为，袁绍此人“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诚哉斯言！“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则招徕如此多的谋士又有什么意义？袁绍“礼贤下士”的举动，不过是为了装点自己的门面罢了。从本文提出的角度看，官渡之战，乃是“不慕虚名”者对决“慕虚名”者，最终的结果，是“慕虚名”者“处实祸”也。
官渡之战的尾声，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曹操在收缴的袁绍的信件中，发现了一些许昌下属和军中人士与袁绍往来的信件，这是通敌的证据，但是，曹操全部把它们烧了，并没有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曹操为什么要这么做？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曹操所说，固然是实情，而又以己推人，有人情味，也彰显其宽宏大度。然此举其实亦是出于利害之考量：一则事情已经过去，而袁绍已败，通敌的危害不复存在；二则天下未平，正是用人之际，将通敌的书信烧掉，足以令当事人感激涕零，死心塌地为其效劳，何乐而不为？换言之，以通敌的书信治罪，有害而无利，将通敌的书信“皆焚之”，有利而无害，何去何从？以曹操“不慕虚名”的做事原则，不言自明矣。
曹操之不慕虚表，讲究实际，在选拔人才上表现得最为深著。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了一道《求贤令》，态度鲜明：“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七年之后的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又下了一道《举贤勿拘品行令》。
前后两道令，用人的标准和原则一以贯之：我要的不是道德楷模，而是有治国用兵才能之人。不管其出身如何，品行如何，名声如何，唯才是举：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皆可起用。是的，曹操的人才观完全是实用主义或者说功利主义的。无他，因为他要的不是虚名，而是成就一番霸业。他看得透彻：“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自建安元年迎接汉献帝至许昌起，曹操正式开启“挟天子以令诸侯”模式，一手把持朝纲，权势熏天。天下人都知道，朝廷的真正主人，不是汉献帝，而是曹操。但终其一生，曹操没有代汉自立为皇帝——此事由他的儿子曹丕完成。
实际上，在这期间，不断有人劝他称帝，其中既有陈群、桓阶、夏侯敦这样的部下，也有他的对手孙权——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魏略》）；建安二十二年，“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专门的金银车，套六马，配备五色安车、立车各一，合十乘，皆驾四马。汉献帝给予曹操的，完全是皇帝的礼仪待遇。也就是说，从权力到生活待遇，曹操享受着天子的一切，其实质，就是一位皇帝，所缺的，只不过是一个名号而已。然而，曹操至死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没有代汉自立。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曹操为什么不称帝？
这个问题，曹操自己曾经给过一个答案。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文中，针对有人说他有篡汉的“不逊之志”，他回应道：
“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
此令发表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此时的曹操做丞相两年有余。曹操说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皆肝鬲之要也，可信么？余以为可信。一个人的想法和行为，因其面对的局限变化而改变。曹操观念和行为的转变，《让县自明本志令》说得清楚：一开始，“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辞官回乡之后，则“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后来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之后，又有了新的想法：“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在发表此令之际，“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可以相信曹操所言属实，此时的他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建安二十二年，“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汉献帝只是一个傀儡，这待遇显然是曹操要求的结果，其想当皇帝的意图昭然若揭明显不过。然则曹操为什么不直接代汉自立？
《魏氏春秋》载，建安二十四年，“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由是观之，曹操心知肚明，曹家代汉是迟早的事情，但这一幕将由他儿子实现，在他身上不会发生——“吾为周文王矣”。内中的缘由，实际上在将孙权劝他称帝的书信展示给众人时已经说了：“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
曹操对局限看得清楚，虽然自己一统北方中国，但天下未平，东南有孙权，西南则有刘备，两人皆一时豪杰，是不可小觑的竞争对手。“挟天子以令诸侯”，发动战争师出有名，是正义的，他曹操站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制高点上。但是，一旦自己称帝，则一切随之反转，孙权、刘备将站到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制高点上，他们的军队将成为“正义之师”，可以借此召唤天下英雄豪杰，而自己则变成了乱臣贼子，不复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优势，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慕虚名而处实祸”，不得为也。
或曰，曹丕即魏王位后，同样面临着东南有孙权，西南有刘备的格局，何以其废黜汉献帝自立为皇帝？却不知曹操、曹丕之轮替，即是一重大局限转变也。曹操于群雄纷争之中杀将出来，统一北方，武功盖世，此即其威权所在，足以御群下，有没有皇帝这个名号不重要。但曹丕没有这不世功勋，权势和地位世袭而来，驾驭群臣，有没有皇帝之名的加持，形势大为不同也。
“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纵观曹操一生，此诚为其人生的座右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