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都十分重视“赏”与“罚”的作用，并将它们视作治理国家的“二柄”。君王手里的赏罚固然会应用于普通百姓，但更多是针对官员。其中，奖赏是君王劝勉官员的积极行为，在文官制度中的重要体现就是行政奖励。

在清代，文官的奖励机制是议叙。所谓叙，就是评议等级次第的意思。

作为清代文官奖励的议叙制度，一共有十二个等级，通过“加级”与“记录”组合而成，加级一次，相当于四次记录。

最低级别的议叙为加记录一次，以上依次为记录二次、三次，再上就是加一级，然后是加一级记录一次，以此类推，到加三级记录三次为最高等级的奖励。

在记录与加级之外：

也就是说，议叙也可以直接晋升。这类情形，需要由吏部文选司归入即用班，等待升用，同时还能算增加一级。在考核中得到“卓异”评定的，也能同时算作加一级。

另外，职位上的重用与职务上的提拔，也是对文官的一种奖励，但这类情形考虑的是职位上的需求与人事安排，并非制度化的奖励措施。

清代文官议叙加级或记录，都需要在吏部注册，以备查考给奖。这个注册科不仅仅是最后算总账就行了，而是必须明确记载加级和记录在何时、何任获得。

奖励究竟在何时、何任获得，将直接影响到这些奖励对于官员的作用，所以，注册的明确对于官员极其重要。为此，清代律法针对针对不同情形（丁忧、降调、终养、已升、未升、即升、解任、休致）的官员做了具体规定：

如果因为作奸犯科而受到行政处分或者正在被审查的，那就需要等到事情完结之后才能另行议叙；

对于已经升任的官员，原任内还没有注册的记录或加级，都可以在升任内注册；

如果原来受到的奖励为“即升”，但又已经升迁了，即升就可以折算为四次记录加以注册；如果已有议叙即升的奖励，尚未升任就再次获得议叙即升的奖励，那就将后一次即升改为记录四次，在升任后加以注册。

在前任内得到的议叙，在注册之后也能带到新职，但随带的方法因具体情况而又有所不同：

只要是前任内获得的记录，不管是调任还是升任，都能讲记录带到新任内；

如果是加级，则只有相同品级转补、调补的官员可以带入新任，升任者就不能把加级带入新任内；但如果是在议叙加级中吏部声明“随带”字样的，则没有限制，升任者能够随带。

对于那些没有明确是否“随带”的，就改为在新任内记录一次。不过，如果是因为军功而获得的加级，不管有没有注明“随带”都不受任何限制。

与处分相比，议叙有更大的主观性与灵活性。因为议叙本就是激励官员更加积极地展开工作，到底该怎么干，只有身临其境才清楚，因此而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尽管如此，清代律法还是对应该议叙的事项和奖励的标准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为议叙机构提供了法律依据。

例如，完成稽查私盐的工作，是法定的可得议叙事项，具体的议叙标准为：

如果专管官一年内可以破获大伙私盐案一起，加一级；破获两起，加二级；破获三起，就可以不论历俸年资即升。

对于兼辖官，如果一年之内其部属破获大伙私盐案一起，记录二次；破获两起，加一级；破获三起，加二级；以上再每按一起向上递增，直至加三级记录三次。

如果地方官抓捕了盗犯，就会有进一步的重奖。但前提是拿获邻境盗犯，如果抓获本辖区的盗犯，那只是守土有责。如果抓获的是重犯，只要是三人以上，都属于重奖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拿获罪犯的地方官由督抚奏请吏部引见，就能立即晋升。

刑部司官，负有查明案件真相的责任，因此，如果能驳正案件，也能获得议叙。在复核案件时，每更正一起，就有记录二次的奖励。

清代文官除因业绩议叙外，还有捐纳议叙。钱能买到官职，自然也能买到奖励。例如，乾隆三十年就规定：

捐纳议叙没有时间限制，外省府、道、州、县官员，如果遇到可能被降级处分时，很多人就会马上捐纳以抵消处分。

当然，更多的议叙事由难以在规则中量化，只能是当某人的工作得到大臣或皇帝的认可应当给予奖励时，依据情况加以议叙。

在京各衙门、在外各省文官有劳绩而应议叙，按照官阶高低，分别列入各项题本报告吏部。

如果只是负责临时性事件，比如治水、平叛等，由该事件的最高负责人上报题本；而日常工作中的劳绩，则由各省督抚或所在衙门堂官负责上报。其中，京官四品以下与外官道、府、州、县于十日之内汇总上报，外官中的教职、首领、杂佐则是一月内汇总上报。

外官与京官三品以上的官员议叙，需要专案报告，而四品以上则是汇总以后再上报吏部。吏部收到题本后，由考功司负责审议，依据已有的法律与惯例拟定议叙等级，然后由皇帝批准。

官员因某件事获得议叙，以任内之事为准。对于有兼任的官员，如果有几项任职或一项事件都可以议叙，只许以一项议叙。

对于清代文官而言，议叙只是奖励而非直接的晋升方式，也没有物质奖品，但对宦海浮沉有重大影响。议叙得到的加级或记录，是官员日后晋升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是一项荣誉，还能抵消未来可能的行政处分。

参考文献：《大清会典》《清史稿》《清朝官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