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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生伊始就受到漠视的诗性特质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符号权力开始转化，人们通过文化实践，通过对文学审美的介入和利用，把以往独尊性的符号暴力文化《诗经》还原其文学诗经》的本性，《诗经》终于挣脱经学语境而成为“诗”，文学语境终于生成。文学语境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其一，观念发生变化，主张以文学眼光看待《诗经》。明中叶后，诗经学发了重大变化，人们不拘于汉学和宋学，重视读诗后的直接感受，重视感悟寺经》的艺术本质，注意《诗经》的审美特征，主张以文学眼光读《诗经》。竟派钟惺就明确地提出了“《诗》之为诗”（《隐秀轩集·诗论》）的主张。

《诗经》配图

认为应总是从本事、文义出发去训诂义疏或从义理角度去阐释《诗》，而应注意审美特征，他的理论动摇了传统的诗教说《诗》，所以清沈德潜说:“诗教之至于钟、谭，剥极将复之候也。”（《明诗别裁集》）万时华很赞同钟惺的寺》之为诗”的主张，在其《诗经偶笺·自序》中，对只知是经不知是诗的现行了批评:“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不知《诗》之为诗。……读诗不能国风》与《雅》《颂》同趣”，终是“一弊”。贺贻孙在《诗触·国风论二）中也说:“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者，不可与言经王夫之也坚决反对以训诂、考据论《诗》。

贺贻孙画像

他说:《诗》“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训之学与焉也”（《斋诗话》卷上·一）。认为“必求出处，宋人之陋也”（《斋诗话》卷下·三五），比如他在阐释《出车》“春日迟迟，卉木姜萋”数句时说:“南仲之功，震于阁，室家之欣幸，遥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斋诗话》卷上·五）纯为文学鉴赏者的声口。清代姚际恒也主张从诗本文去探讨诗旨，“惟是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意不致大歧。”（《诗经通论·自序》）以上可见，文学《诗经》得到了诗学界的广泛认同其二，以诗歌的文学内涵来欣赏诗。《诗》之为诗而非“经”，得到了人们认同。

春日

因此人们或从句法的角度来读《诗》，如王夫之就从句法上指出《诗》之“疵”，认为《诗经》中某些篇章句法有“太拙者”、太迫者”、“太促者”、“太者”、“用意太鄙者”“太粗者”（见《艺苑卮言》卷一或以情景赏《诗》万时华读《周南·卷耳》时说:“此诗全用虚景曲绘真情，著一呆想不得，下呆语不得。一室之中，无端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饮酒，展转想象，展转天。君子，意中人也；采物、登山、饮酒，意中景也。……”（《诗经偶笺·耳》）或征引前人诗句释《诗》，如贺贻孙在其《诗触》中对《魏风·陟岵》的释就征引王维诗句作比较:“父曰嗟’以下四句。

诗人饮酒配图

有蕴结语，有怜爱语，有叮语，有慰藉语，低回宛转，似只代父母作思子诗代兄作思弟诗，而已绝不说父母、思兄，较他人所作思父母、思兄更凄凉。王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少一人’，从‘兄曰嗟！予弟行役’七句脱出”认为王维的这两句名句作系从《卷耳》中借用来。或以八股作法论《诗》之结构，如《诗经旨要》评月》一篇时有“上股言衣，下股言食”、“上股是先时而有备，则在己者可以忧；下股是因时而用力，则在上者见之而喜”、“上股就‘无衣无褐，何以卒上发意，下股就‘田畯至喜’上发意”云云。

古代父母配图

此外如《诗经断法》释《楚茨》时也说:“上股是纯诚献飨之勤，下股是盛德感通之应。”用八股的作法来《诗经》的作法。或从创作方法、写作技巧论《诗》。在这方面清方玉润《原始》有大量论述，如他论《陟岵》篇时说:“人子行役，登高念亲，人情之常从正面写己之所以念亲，纵千言万语，岂能道得尽，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念己之心与临行勗己之言，则笔愈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令旅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况当日远离父母者乎！方玉润受际影颇大，多以艺术眼光论《诗》，或以民歌论《诗》。

《楚茨》配图

朱熹早看到了“多出于里谣之作”的《诗经》中多有“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现象，到了明代，人进而将这些“里巷歌谣”与山歌俗曲等量齐观，如冯梦龙就明确地指出“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太霞新奏序》）并说“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不可废也。

参考资料：

·《太霞新奏序》

·《诗经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