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年号这种反人类纪年方式，让人眼花缭乱，不知今夕是何年。
比如最早接触三国正史时，中平、初平、兴平这几个年号总让我一脸懵逼，傻傻分不清。所以，当时特想骂娘：记个时间而已，搞这么多幺蛾子干嘛？
不过，后来才知道，用年号来纪年并不是古已有之的惯例。
汉代之前，人们记录时间采用的是王位纪年法，即以君主即位当年或次年作为起始，从数字一开始往下计，一直到他驾崩为止；新的君王登基后，纪年再归零从新计数。比如我们看《左传》，纪年方式就是隐公元年、庄公三年之类。
当然，所谓隐公、庄公，都是死后人们给定的谥号，故而隐公元年这种纪年方式当然是后来的史官对前代历史事件的记录。那么当时的人如何称呼自己所处的年份呢？两个字：直称。
举个例子，假如我穿越回战国时代，成了秦始皇时代的一名史官，那么我要如何记录秦灭六国的大事呢？
我应该这么写：十七年，攻占韩国全部领土，并俘虏韩王；十九年，占领赵国土地，俘虏赵王···二十六年，吞并齐国，自此六国一统。
有时为了表示尊敬与庄重，还在数字前加上“今上”二字或省称的“今”字，以代指在位的皇帝，如太史公为汉武帝所写的《史记·孝武本纪》，原本的篇章名便是《今上本纪》。
这种王位纪年法简单实用，一直到西汉初年都没有变化。我们看《史记》记载刘邦一朝的事迹，便是直接以某某年的方式来纪年的。正如那位在《三国演义》中被诸葛亮一骂成名的王司徒所总结的，『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
但是，一个男人终结了这一切，他就是刘彻。那么，为啥呢？
要解释清这个问题，改元一事不得不提。
在王位纪年法还大行其道时期，一任君王通常选择从一而终，使用“一元”纪年，并不会改元，即中止正在使用的王年，然后重新使用另一元年。当然，总有不安常理出牌的人，战国时期的秦惠文王与魏惠王（即被孟子猛怼的那位梁惠王）就是唯二的例外。
不过，这也是事出有因，这哥俩之所以改元，是因为自己给自己升职加薪，使用了只有周天子才独享的“王”的称号。逼格不同了，当然要重新纪年。
但到了汉文帝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汉文帝在位时期改元一次，他儿子景帝则比他多了一次，改元两次。文景时期，并没有发生诸如梁惠王称王一类的政治事件，为什么却要行改元大事呢？其改元试图达到的目的是啥呢？
这就要提到时人的思想观念了。
顾颉刚先生曾说，阴阳五行为汉代人的思想骨干，他们的三观都是从中衍生的，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天人感应说。
什么是天人感应说呢？一方面，指的是君权神授，君主之所以是君主，是因为他得了天命，这是为皇权找合法性；另一方面，得了天命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老天爷时刻在看着君主的表现。
如果君主做得不错，老天爷就会在朋友圈给他点赞，这时各种祥瑞就会呈现；但如果做得很烂，政治很黑暗，人民很不爽，老天爷会毫不客气地大声谴责，于是各种灾害怪异的事就会层出不穷；紧接着，他就会被老天爷给红牌罚下，天命就会击鼓传花，抵达有德之人手里。
简单总结下天人感应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
正是因为西汉人所持有的这种天命观，才会出现儒生眭弘上书力劝汉昭帝禅让，以及王莽在众多儒生的大力支持下取代汉室建立新朝的事件。
汉代人相信天人感应，但天人感应所包含的革命论着实让统治者头疼，谁不想江山长长长长长久呢？可在天人感应说的背景下，一旦出现水灾旱灾日食民乱等情况，革命论就会被有心人所利用来对抗皇权，大汉的合法性就会受到严重质疑。怎么整？
那里有需求，那里就有供给，一批儒生于是开始对现有理论进行改造，增添改过自新的篇章：即人君虽然犯了错（这时灾异出现），但只要肯积极改过，老天爷还会继续保佑你，不会让你出局的。只有君主始终一根筋，面对老天爷的黄牌警告也置之不理，才会最终被终结天命。
因此，为了让大汉江山保持合法性，皇帝与大臣必须手拉手共同努力把国家治理好，不惹老天爷发怒。
勤勤恳恳治理国家，让人民生活安康，国家富强民主，是确保天命在我的不二法门，但这太难了。因此，一个取巧法门诞生了——改元。所谓改元，就是通过重新纪年的方式，表示与以往完全切割，于是过去通通不算，一切从新开始。这样，曾经犯了错不可怕，只要我从新的一年开始好好干活，老天爷依旧会支持我的。
依照这种想法，文帝改元一次，景帝改元两次，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因为他这个人志向太大，讲究完美主义，国家又总出毛病，所以不断改元，不断从新开始。
最初，当时的人们用数字一二三来计数，即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但随着第七纪元的到来，汉武帝忽然发现，这种用数字来计数的方式有点小low，以后要是改元十几二十次，难道还计作十三元、二十三元吗？于是，他便干脆以佳名美字来为各元命名，年号制度就这样出世了。
当然，审美只是一个原因，汉武帝还没那么肤浅，年号制度的出现还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西汉初年，实行的是郡国并行的一国两制方针，即中央直属的领土实行郡县制，另一部分土地分封给各诸侯王，由他们自行治理。虽然经过七国之乱，削藩政策得以推行，诸侯国对中央的威胁大大降低，但仍存在一定隐患。
所以，汉武帝又施行推恩令，以进一步削减诸侯王国的势力，而年号制度的创建，同样也是为了从意识形态上进一步巩固大汉天子的威严。
在汉武帝之前，当时的诸侯王以及列候都有各自独立的纪元体系，即在自己封地内，沿用王位纪年法来计时。这样的纪年方式，与汉家天子并没有任何区别，无从别尊卑贵贱，自然无法体现天子惟我独尊的威严。对于汉武帝来说，这自然是无法容忍的。
而当年号制度施行后，诸侯王国纪年往往是帝年+王年的形式，这样一来，秩序分明，尊卑有别，大汉天子凌驾于诸侯王之上的神圣地位就此大大地凸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