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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四年二月初八日，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字泰符，浙江慈溪人）上疏劝阻。他指出，郑贵妃虽贤，所生只是皇上第三子，而恭妃所生才，是长子，理应“主鬯承祧，乃其发祥”，为什么反而使恭妃屈居其下？伦理不顺，人心不安，难以重储贰，定众志。希望皇上收回成命，以协舆情。如果以为事势难以挽回，不妨先册封恭妃王氏为贵妃，再册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他还请求皇上采纳申时行的建议，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以定天下之本。姜应麟的这一番议论，不温不火，句句入情入理，却触到了要害。

郑贵妃剧照

令皇帝大为震怒，把奏本丢到地上，仍不解恨，把身边的太监统统叫来，无端地把他们当作靶子，发泄道：“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越说越气愤，情不自禁地一再拍打桌子，吓得太监们纷纷跪下叩头请罪。少顷，怒气稍解，他在姜应麟的奏疏上批示：“这册封事，非为储贰，因其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这厮心怀别故，窥探上意，疑君卖直，好生无礼，着降杂职于极边，该部不许朦胧升用。”姜应鳞贬为山西广昌县典史，舆论不但没有被压服，反而更加汹涌了。

朱翊钧画像

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沈璟步姜应鳞后尘，上了一本奏疏—《恳乞圣明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事》，请求皇上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且进封恭妃王氏为贵妃，庶几无独优贵妃郑氏之嫌。皇帝不听，下旨切责：“已有旨了，这厮如何又来渎奏？姑降三级调用。”皇帝不想听臣下“渎奏”，臣下偏偏“渎奏”不已。礼部官员出于职责有关，上疏请求皇上册立皇太子，并封恭妃王氏和贵妃郑氏为皇贵妃，与姜应鳞、沈璟相呼应。不仅如此，吏科给事中杨廷相（字君赞，号宗鲁，福建晋江人）等言官挺身而出，上疏论救姜应鱗、沈璟，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皇长子画像

二月十二日，皇帝与内阁辅臣谈及此事，强词夺理为自己辩解：“朕之降处（姜应鳞、沈璟），非为册封，恶其疑朕立幼废长，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储自有成宪，岂敢私已意以坏公论。彼意置朕不善之地，故有是处。”他要求内阁票拟谕旨，替他解围，并在杨廷相等言官论救姜、沈的奏疏上批示：“立储以长幼为序，祖宗家法，万世当遵。朕仰奉成宪，俯察舆情，岂肯以私意违拂公论。姜应鳞等揣摩上意，动辄以舍长立幼为疑，置朕于有过之地。特降处示惩，非为奏请册立之故。国本有归，朕已明白晓示，待期举行。

朱翊钧剧照

效果适得其反。几天后，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的奏疏，“渎扰”得更为厉害。他从申时行的《恳乞宸断册立各官宜体朕意，再不许妄疑渎扰。”这种欲盖弥彰的语调，意在压制舆论—“不许妄疑渎扰”，东宫以重国本事》谈起，再提及姜应鳞的《慎封典重储贰以慰人心事》，沈璟的《恳乞圣明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事》对皇上的处理有所质疑。并且针对皇上所说，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非为储贰，因其敬奉勤劳，特加殊封”，予以辩驳。他认为这是一种托词：“天下之人但见恭妃王氏诞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者也，岂毫无敬奉之劳？而未闻有奇封之典。

山西

贵妃郑氏敬奉勤劳，积有月日固然，而何其一生皇子，即有皇贵妃之封也？奇封之典贵妃能得之于皇子方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于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之所以不能无疑也。”他为姜应鳞、沈璟辩护，认为二人被贬，反而导致人心更加怀疑。姜、沈二臣所说，不过是“重储贰”定大本”，因为立嫡以长自有定分，希望陛下早定而豫教，与陛下“立储自有长幼”之意，正好相，合。他们所说的“慎封典”“详大典”，不过是说，恭妃、贵妃都诞育皇子，贵妃不应该独封，希望并封恭妃，并没有阻止贵妃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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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和皇上所说“册封非为储贰”之言，并不违背。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姜、沈二臣放逐、降级呢？这正是天下之所以深深怀疑的地方。所以他主张，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将恭妃、贵妃同时进封为皇贵妃。孙如法的奏疏，言词虽然和缓，气势却很凌厉，皇帝看了大为火：“立储定序已屡颁明示，孙如法不系言官，如何出位渎扰救护！宫闱事体彼何由知？好生狂躁。本当重处，姑降极边杂职。再有妄言者，重治如法。”皇帝一再严厉封杀批评意见，官员们只得缄默不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