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8年到234年，在这七年当中，诸葛亮向雄踞中原地区的曹魏政-权发动了五次北伐。自古以来，人们都把诸葛亮的这种举动视为报效蜀国实际上也是为了兴复汉室的忠君爱国之举。这是没有任何问题，也的确应当大力表彰的。

然而，从军事政-治的角度去考量，就会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那就是在诸葛亮发动北伐的时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时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糟糕的时机。因此有人说，诸葛亮历来被人们当作古代军事家的杰出代表，实际上他却犯一个军事家不应该犯的错误，那就是不知“国之虚实”。

为什么说诸葛亮不知“国之虚实”呢？分析史料就能看出来，诸葛亮决定出师北伐时，蜀国国内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局势确实都是相当虚弱的。

其一，在诸葛亮决定北伐之前，蜀汉刚刚经受了两次沉重的打击。一是关羽被杀，荆州全失，孟达、申耽的降魏，又使汉中东部地区易入魏手，蜀汉政-权之辖境大为缩小，土地人口顿然减少；二是夷陵惨败，军事主力几近全残，兵力大衰，国力重损。

其二，自刘备入川开始，益州地区境内的战争与对外战争连年不断，其人力物力的损耗十分严重，蜀汉政-权的经济虚弱拮据。

虽然诸葛辅政后曾“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但只推行了一年便又开始了平定南中的战争，短促的时间内，根本难以恢复其元气之二、三。

平定南中之后，虽然可以从该地征调兵赋，但无法补强蜀汉政-权虚弱的经济机体。诸葛亮在其所上的前后出师表中奏称，“益州疲弊”，“民穷兵疲”，“危急存亡之秋”，这并不是他故意危言动主之词，而实在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经济形势。

其三，刘备新亡之后，蜀汉内部的各种矛盾变得复杂起来。

首先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一些上层官僚，对诸葛亮的政-策持有异议，私下里或公开地加以抨击，甚至用阴谋的手段企图置诸葛于死地。

长水校尉廖立，以评论先主“前后数丧众”为名，暗讥诸葛亮的北伐决策与用人路线。诸葛亮军营中的祭酒辅军将军来敏，则公开骂街，斥责年轻人没有功德争夺他的荣资。与诸葛亮同时受托孤重任的李严(又名李平)，乘诸葛亮北伐之机，逼亮为其子加官为江州部督督军；在诸葛亮亮急需军粮之时，李严不供粮草，派人叫诸葛亮退兵，却打算这种拙劣的手段加充“不进”之罪。

至于官僚之间，将帅之间的失和斗气，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留丞相府长史张裔与司级校尉岑述不和，都对彼此咬牙切齿；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府长杨仪也互相憎恨，不火不相容……令人诧异的是，诸葛亮明知这些矛盾，但不予处理，任由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发展。

其次是蜀汉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斗争异常激烈。

223年，“南中诸郡，并皆叛乱”。虽然亮率三路大军“南征四郡，四郡皆平”，使南中“纲纪粗定，夷汉粗安”，但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地区的根本矛盾。

这是因为，所谓粗定粗安，是在大军征讨之下，“兵势逼之”，才使蛮夷诸酋“穷乃幸从”一的。在征服过程中，诸葛亮的军队使“夷新破，交兄死丧”，破其家室，伤其人口，他们岂能心服？镇压之后，又不断地迫其“供出官赋，取以给兵”公，征发其子弟充为军伍，这便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相激化，北伐中原期间，南中豪帅率众复叛的记载屡见不鲜，就是证明。

直到30年后蜀汉灭亡时，刘禅不敢去南中避难，根本原因就在于南中是诸葛亮制造的一个“患国”，刘禅知道却那里不但安全没保障，反而可能更危险。

史实证明，诸葛亮的平定南中之战，并没有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定的后方，而是留下无穷的后患。

南中之外的地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很激烈，亮出师驻汉中冶不久，与京师相邻的广汉郡的绵竹便爆发了张慕领导的起义。231年，汶山郡的羌民也开始造反。

诸葛亮在《将苑》的《将弊》中说，为将之道，必须克服八种心理习惯，其中之一是“料彼不自料”，也就是虽然懂得去分析对手，却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在蜀汉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存在重大隐患、局面非常糟糕的情况下，诸葛亮竟敢冒然主动出师北伐，足以说明他不善知国之虚实，不能“自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