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弊病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取士制度乃应各时代的发展与需求而有所不同，在当代必然产生积极的作用，无法避免的也会出现某些漏洞，上一代的缺失，便成为下一代改革的标的。

选官制度由世袭制、诸侯分封开始，直到春秋战国各国为求富国强兵，各国求才若渴，开始注意到人才的重要。

举孝廉

汉代这大一统的帝国，在取士的质与量均有新的需求，在"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始由先秦个人性的取士发展成官方区域性的察举制，大量招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扩大了统治的基础。但取士的权力多为官僚把持，士人开始投靠权贵以求仕，形成门生故吏集团。

九品官人法

此外东汉时期，皇帝多年幼即位或昏庸无能，外戚亦利用察举征辟制纳亲信为官，汉末所取之士已非有真才实学，宦官与外戚集团的政治斗争，终引起两次党锢之祸打击汉政，汉遂以亡。

魏晋南北朝这个政局纷乱的时代，汉代的典章制度未必适用，虽有些地方仍承袭汉制察举孝廉，但为应因时代需求，还是需要新的取才制度──九品官人法，起初专职品评人物的中央官员"中正"还能公平的评定人选，后期还是偏私士族门阀，因此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科举制度

隋代创立科举制，分科取士，择优录取，这是选举史上重要的一页，虽尚不完备，但已为科举制度在唐代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取才制度终于从个人性、区域性走向普及全国的规模。

有鉴于魏晋南北朝九品官人法取才之弊，隋代创科举以取士，隋文帝开皇十八年，诏曰：

标示开科取士之始。虽然史书对于隋代科举制度的记载有限，但隋代科举制对唐

代科举有直接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新唐书‧选举制上》：

这段叙述多为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学者所引用，我们可以得知以下资讯：就考试的时间，可分为定期举办的常举与不定期举办的制举，在此对于制举的考试科目没有清楚的说明，而常举考试科目至秀才而童子总列有十二科，其中以明经、进士科受到学界的讨论最多，《唐摭言》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一语，意思是指明经较易考取，所以三十岁才考上明经科已经算很老了，而进士较难，所以五十岁才考上进士科的也算年轻。

相对的，较为容易的明经科，借此入仕者必然较多，能够在较为困难的进士科榜上有名，必然也能享有盛名，所以《新唐书‧选举志上》便有："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之语。

明经科指的是通晓儒家经典，以九经为主，《孝经》、《论语》兼论：

明经科的考试重在儒家经典注疏的背诵与理解，这基本上确立了科举考试命题的"儒学性"，加上《五经正义》这份"教材"的颁布，确实起到了统一思想与文化的作用。

但细观明经科的考试内容，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大经中《礼记》文字较《春秋左氏传》少，所以士人多学《礼记》，中、小经中《诗》、《易》、《尚书》又较《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容易，因而产生"四经殆绝"的现象。另一个问题，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的诏文说：

可以看出士人参与进士科考，渐渐流于经典注疏的背诵，前代圣人贤语以及珍贵的儒学文化精神，渐渐成了没有生命的文字。

进士科

除明经科以外，进士科也是唐代重要的科考项目之一，考试内容乃为时务策、帖经与杂文，偏重文采发挥，王凯旋《中国科举制度史》就说：

如此看来，唐代诗歌之盛，除了帝王倡导、诗歌本身发展以外，也不得不说与进士取士有关。这样的考试方法与文学产生密切关系，讲求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应试方针，其思想方面便较少着墨了。

此外，当时考试没有"弥封"、"誊录"的防弊措施，从唐诗与唐文集中都可以看到应考的读书人有"温卷"的陋习，即是在考试前先行将作品交托给名门显贵，以求推荐予主试者使其加深印象的一种方法。以上种种弊端，使得看似公开、公正的取士制度渐渐出现漏洞，国家的执行力因此受到阻碍，妨碍国政的发展。安史之乱给士人的冲击

自汉代开始即与西域各邦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各部族也不断强盛起来瓜分中原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甚至有五胡、十六国的景况，隋、唐时期借由军事征伐统一各部族，平定东突厥后，贞观四年西北诸蕃更尊太宗为"天可汗"，历经唐太宗"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文治武功、国势鼎盛，可谓是中国史上政治史上最辉煌的成就。

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

唐代"节度使"一职便是为了管理部族而设的单位，节度使离远中央的控制，在边疆有军力、土地、经费、粮食，造成节度使专制一方的情况产生，加上唐玄宗后期个人施政上的腐败和朝内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危机，给安禄山（703-757年）、史思明（703-761年）有了可乘之机，于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至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发生了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即是重创了唐代盛世的蓝图，唐代就此由盛转衰，在政治、经济、文学、思想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谓是唐史的分水岭。

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客观对儒学发展的推动

面对国事浩劫，世人开始反省安史之乱的原因，与思考救世的方法，明经第的贾至（公元718-772）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说：

贾至反省安史之乱的发生乃是"忠信之陵颓"、"儒道之不举"所造成的，必须振兴教育来解救儒道颓废的状况。林雅琪〈论唐代孟子升格运动〉一文就说：安史之乱后，有识之士反省天下大乱的理由，归因到儒学的衰微上，因而产生了古文运动这场借由"文以明道"来振兴儒学的文化运动。

佛教、道教影响日益扩大，而儒学相对衰微，这是当时儒者直接感受到的现状，加上安史之乱后"胡化"与"汉化"的冲突，政治与文化的危机日趋严重，再倡儒家思想，对于恢复秩序与重建读书人的道德感是非常必要的。复兴儒学、排斥佛老、建立道统等，是当时具有历史责任感、有忧患意识的儒者，共同的看法。

孟子雕像

古文运动学者对孟学的继承与发展，尤其韩愈对孟子的推崇，使得孟子的思想如：人性论、王道、仁政、民本思想等，在中古运动再次受到重视，并成为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讨论。如果说孔子之言，为安邦治国之道，那么孟子之言，便可谓拯救实务之急，面对唐代中期以后的状况，孟子地位逐渐窜升的迹象就此而起。

参考文献：

《百衲本二十四史‧汉书‧武纪第六》

《通典》

《新唐书》

《唐摭言》

《经学历史》

《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一》

《中国科举制度史》

《隋唐五代史：世界帝国‧开明开放》

《钦定全唐文‧贾至三‧议杨绾条奏贡举疏》

《论唐代孟子升格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