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商周时起，精兵悍将就以其维护统治、威慑四方之功用而颇受统治者重视。但商周之时对于军队的管制力度却明显软弱，乃至于四方叛乱、佣兵自重之现象屡见不鲜。应该明确的是，这种历史现状与军队的领导体制，尤其是军政实施及其监察体制不可分割。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对军队的管制意识明显增强。但由于战乱的缘故，军中主将的权势仍然巨大，"主将主军"的集权意识也被统治者所认可。而在这种主将集权的意识支配之下，军政条令的监督与实施，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主将特权，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再次造就一批杀伐果断的佣兵自重之将。

秦汉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开端时期，同时作为奴隶社会终结者的大一统王朝，一方面继承着既有的官府体制和领导模式，另一方面又在开创并完善着封建王朝的一整套统治模式。

军政制度是封建王朝的体制关键，而秦汉时期的统治要求是：既要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又要监督军队将吏。这就要求着整个军队体制内，既要发挥主将的统兵大权，又要发挥军事监察制度对将吏的监督作用，以确保军队为朝廷所有，为朝廷所用。

秦汉军队

所以，在这种体制下，军队内的执法与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周朝开始，军中并没有相应的监督机构，大小事务一般都是由将帅直接处置。而到了春秋时期，如前文所言统治者需要控制军队，所以出现了早期的监察岗位，是为"军正"。《史记》记载：军正古官，主军法也。

由此，中国军事史上的监督体系逐步铺展开来。而军正一职其实自春秋时起设置，一直到两宋时期才退出历史舞台。但"军正"是一个职位，而没有形成机构，所以说它终究有权力限制。那么在秦汉时期，军队内的监督与执法机构，经历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体制的沿革？本篇文章，就秦汉军政监察机构展开论述。一、主将负责制

在秦汉时期，尤其是在秦时，主将拥有绝对的专杀之权，凡手下所统之兵，无不治。这也是其时社会整体环境影响之故，秦未开元一统之前，是大争之世，所以一支好的军队和一位优秀的将领，是为举国之福。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最高统治者需要给予主将充分的统兵之权，而只有主将掌生杀大权，士兵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据《淮南子》记载：主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比渊者，将军制之。"

也就是说，代表生杀大权、代表至高权力的象征物"斧、钺"由统治者授予主将。所谓上至天、下至渊，只要你拿着这斧钺，就没有不能管制的。而这种权力的授予，主要还是在军队内部，即军政体制内主将说了算。

这种军政体制，便是军事监察体制之主将负责制的早期萌芽。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军队中已有"军正"一职的设置，当然由此也看得出军正所发挥的效用不大，甚至于无实际工作。

我们知道，秦朝时期的军队动辄数十万，少则数万，即便是由主帅负责进行统兵和军队纪律条例的监督，任务量也十分繁重。主将的根本任务是克敌制胜，所以当时对军队内的刑罚监督不多，最常见的就是主将通知士兵注意事项和处罚原则，但凡有严重违反军令的，杀无赦便是。

事无绝对，在军中主将即便是有着专杀之权，也不至于事无巨细而悉数亲力亲为。对于将吏尤其是吏卒一般性的违纪，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存在，主将是从不亲自处理的。延寿尝出，临上车，骑吏一人后至，敕功曹议罚白。――《后汉书》

在整个主将统领的军队内，按照主将负责制的模式，又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层级负责制。

也就是说，当时主将可以诛杀手下的任何一个将领，而每一个将领又负责着自己统领的那一部分队伍，可以在队伍内进行杀罚决断，由此层层递进。如《尉缭子·束伍令》记载："战诛之法曰：什长得诛什人，伯长得诛什长，千人之将得诛百人之长，万人之将得诛千人之将，左右将军得诛万人之将，大将军无不得诛。

由此可见，主将负责制在当时军中作为军政监察体制存在，是呈系统性的。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诸将权重，或有叛乱之威胁、或有统治者的不信任危机。所以到了汉朝时期，情况又为之一变。

秦朝时期军政监察与处置，随意性较强，但到了西汉时期却渐渐步入了"人权化、法治化"轨道，即主帅不敢随意处置诛杀将吏。

汉将卫青

随之产生的影响是，军政监察机构逐步完善，主将的处罚权日益衰微。例如，汉武帝时期大将军卫青北击匈奴时，卫青作为主将，本应该是握有诸将的生杀大权，以便于统兵御敌，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当时卫青帐下大将苏建犯有大罪，卫青作为主帅确有"生杀大权"，但却不敢擅作主张。

由此可见，主将负责制逐步由军事指挥负责制和军事监察负责制分离开来，主将只作为统兵御敌指挥战役的军事首长，战争指挥权是没有大幅度削减的，但对于帐下将吏的监察处置权却逐步消减。

当然，此消彼长是自然法则，正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在主将负责制衰退的同时，另一方面的军政监察体制却迅速成长了起来，这便是监察机构负责制。二、监察机构负责制

监察机构自古有之，至秦大一统之后，朝廷内便有御史大夫全权负责监察一事。而在这种集权体制之下，对于军队进行监察管理，必然是制度发展的趋势所在。

秦汉时期的军政监察机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化，横七竖八的军政监察机构，林林总总有数十处之多。这些监察机构的职责、权限、地位以及性能也是各有不同，都是随着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在不断调整。

这些监察机构，分析来看的确有几分戏剧性。在秦汉时期，朝廷所设置的军政监察机构包括监察职位，没有多少具有统一性和长效性。这些监察机构，有的是历史沿用的常设机构却早已没了实际效用，有的是新设的监察机构却是三分钟热度，有的则是朝廷派出的监察巡视机构。总体而言，秦汉时期的军政监察便是在这些机构、职权变幻莫测的现状下进行的。

秦汉大军1，常设监察机构

军政监察机构，在早期其实只是一个职位，由于事务繁杂一人难以处理，所以逐渐围绕监察职位，形成了一股势力圈。久而久之，职位名称习惯性被当作那个势力圈的代名词，监察机构也随之成为了人们的意识常态。

秦汉时期常设的军政监察机构，主要有两个，分别是"军正"和"军中刺奸"。

"军正"作为春秋时期的专设机构，具有监察军队的独特功用，秦汉一统后便继续沿用。但从前文的"主将负责制"不难看出，在强秦时期，军中完完全全是主将专权，也从侧面预示着"军正"这一军政监察机构的权势衰落。史料记载："师古曰："南北军各有正，正又置丞。"……正亡属将军，将军有罪以闻。

由此可见，"军正"作为常设监察机构，是配合着副职即"军正丞"共同开战监察工作的。西汉时期，军政监察机构再次活泛起来，加之像汉武帝一样具有雄才大略的集权君主统治下，主将专权难以为继，随之而来的便是军队内监察机构的设置。

但汉武帝终其一朝都是在征战四方，所以没有完完全全形成常设的监察机构，直到王莽时期，汉朝定制的军政监察常设机构才确立起来，是为"军中刺奸"。据《王莽传》记载：置执法左右刺奸，选能吏候霸等分督六尉、六队，如汉刺史。

秦末农民军

王莽将军中监察机构下放到基层部队，思想不可谓不超前，而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刘秀大一统后，便沿用了王莽时设置的"军中刺奸"这一监察职，并且以此为定制。值得注意的是，"军正"是主检举事，而"军中刺奸"则主执法事。2，临时监察机构

作为常设监察机构的对立面，秦汉时期的临时监察也十分兴盛，随之而来的便是大大小小的临时性监察组织进入军队之中。

这种临时性的监察，在表面上是作为皇帝的慰问团入驻军中，实质上是在暗中开战监察工作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临时性的监察机构入驻军中，作为秦汉时期常设监察机构的补充，展开监察工作，本质上则是对常设机构的不信任。

但不管是哪种形式，这种临时性军政监察机构的设置与经常性使用，体现的则是封建王朝的集权制度。临时性的监察机构主要有两种，其一为"谒者"，其二为"绣衣直指使"。据《百官志》记载："监察黎阳谒者，世祖以幽、并州并骑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兵骑千人，复除甚重。"

也就是说，"谒者"从最开始的皇帝近臣，成为了临时性的军政监察员。由于"谒者"的特殊身份，所以这种临时的监察比任何一种形式的监察都更具有实效性。

汉武帝

作为与"谒者"齐名的，同出一脉的临时性监察机构，"绣衣直指使"亦是由朝廷内部派出的军政监察巡视机构。史料记载：御史大夫领绣衣直指，出讨奸滑，理大狱。武帝所制，不常置。

由此可见，汉武帝时期对于军队的监察并没有丝毫松懈。单就绣衣使的职权而言，与"谒者"也有明显的职责分别。"谒者"作为皇帝的亲信使者，负责的是监察军队对皇帝的忠诚度，而绣衣使作为检举机构和朝廷派出的执法机关，负责的是监督执法、督察军纪。王朝通史评语

秦汉时期的军政监察，大体上囊括了其时军队内部的违法违纪问题，从监察到检举，再从检举到提送执法，条条款款明显具有规范化制度化色彩。

此外，秦汉时期的军政监察，不仅仅是针对诸将和军吏的，对于军中主帅也有相应的监察机构或者监察官员加以牵制、监督。这一监督军中主帅的职位，谁都不陌生，即"监军"。

"监军"一职设立较早，而担任此职位的，也往往是皇帝的亲信大臣，所谓"亲信大臣"，其中蕴含的特殊意味，世人皆知。在秦汉时期，皇帝派遣"监军"奔赴军队之中，随即接收兵权，独揽军政大权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如《后汉书》记载：“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监军一般是作为皇帝的意志传达而进入军队内部的，随之而来的便是主帅实权被监军代行。

纵览秦汉时期的军政监察机构，无论是军中主帅还是军中一般将吏，都有相应的监察体制进行监督。这不仅仅是军政监察体制的完善，其背后蕴含着的，则是封建集权体制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汉书》，《后汉书》，《淮南子》，《白虎通疏证》等